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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仁第四（第6页）

我还是要再次强调，君子和小人不是用来将人进行归类的，小人也不是用来骂人的，我们并不能认为君子和小人是社会上的两种人，把某某称为君子，某某称为小人，这是错的。

君子与小人是一个人身体内的两种状态，每个人既有君子的成分，也有小人的成分。我们有时候会留恋故乡，觉得待在一个地方就很好，不想再出去奋斗了；有时候又会忽然燃起斗志，想要去闯一闯，开拓一番事业。我们有时候会认为创业才能实现人生理想，有时候又感觉“铁饭碗”真好……我们内心中的君子与小人，就这样不断地搏斗着。

我们在人生中修炼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君子的成分，减少小人的成分，一直到“朝闻道，夕死可矣”，一生就算值得了。

人走到最后，别的东西都带不走，唯一能够带走的，只有一个更好的自己。

放于利而行：为什么有的人越有钱，越不幸福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我还读过一个版本：“子曰：‘放于利而行，则多怨。’”

“放”，有人解释为“依照”，我个人觉得“放”这个字也可以是动态的，有一种过分强调的意思。

“放于利而行”：唯利是从，一切以利益为先。很多人做事都是如此，跟别人谈利益，无利不起早。有一种管理模式是把公司里所有人做的所有事，全部用分数进行量化。打扫卫生加一分，替大家买盒饭加一分，以为用这种方法能营造良好的氛围，员工为了增加自己的分数，会相互帮助。

然而，孔子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多怨”。当所有事情都只以利益来衡量时，公司里一定会产生大量的抱怨。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在创业时，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开发了一套激励体系。可惜的是，他们把激励体系计算得越来越细致，员工的状态却越来越糟糕。

员工开始为了分数斤斤计较：“为什么给别人加一分，给我只加半分”“虽然都是买盒饭，但我这次情况很特殊，外面刮风了，情况恶劣……”当人在计较利益的时候，简直控制不了自己的想象力，他可以想象出无数五花八门的原因和层出不穷的理由。

这样的后果是，整个团队会丧失情怀，员工会缺少奉献的精神和工作的热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冰冷而生硬。

未来社会如果实现全面机器化，由机器人驱动一切，孔子就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因为机器之间不用讲道义，不必讲情怀，只讲程序，只讲算法，根据算法来调整一切行为。

但在人的社会，“放于利而行”就一定会“多怨”。

有本书叫《金钱不能买什么》，这是哈佛大学非常著名的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作品。我很早以前在“樊登读书”讲过这本书，收听率一直都不高，但我依然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听一听，因为这本书能让我们反思金钱的价值和作用。人们常常认为在经济社会，要想驱动他人的行为，最有效的方法是金钱，但是桑德尔教授告诉我们，金钱也有大量失效的时候——不仅起不到作用，甚至会起到反作用。比如在公司里，你越想方设法激励员工，员工反而越没干劲。

在我父母年轻的那个时代，有一种管理生产队的方式叫“公分制”，男性一个公分，女性半个公分，小孩四分之一个公分，每天出多少工，就能拿到多少公分，到时候拿着公分换粮食。这个制度导致的结果就是，身强力壮的女士觉得特别不公平，明明以自己身体强健的程度和男人一样，为什么只给半个公分？所以她去干活的时候就偷懒。旁边的男士一看，她没干到我的一半就能拿半个公分，我也得偷懒。

所以，放于利而行，则多怨，不要过度地相信金钱的价值。同时，我又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这句话就觉得孔子是完全反对物质激励的人，孔子认为适当的物质激励是很有意义的。

比如子贡有一次从齐国赎回了几个鲁国的奴隶，根据当时的政策，政府会给子贡一定的奖励，但被子贡拒绝了。孔子知道这件事情后，反而批评了子贡。孔子说：“现在鲁国穷人多，如果你不要钱，别人怎么好意思要呢？如果你拒绝了奖励，那些本来想去赎奴隶的人，就没什么动力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和你一样的境界。”

孔子认为适当的激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到了“放”的程度，就过分了。如果过分强调利益，唯利是从，就一定会生出怨恨。

一个公司肯定需要有合适的奖励机制，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也好，KPI（关键绩效指标法）也好，都可以用来管理员工。但是，我们不能事事都按照数字来，不能时刻都按照算法来，人毕竟是有情感、有情怀的，要给大家一些空间，让大家的自尊水平不断地上升，让大家真正乐在其中，在工作中找到使命感。

否则，员工做了很多事，却仅仅是为了完成KPI，没有使命感，自尊水平也无法提高。他永远只能把自己当作一个挣钱的机器，自然越活越没劲。这就陷入了孔子所说的“放于利而行，多怨”的处境。

能以礼让为国乎：礼是治国之道、快乐之源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有子曾经说“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把很多人教成了“老油条”。关于这一点，孔子与有子的态度并不一样，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他认为礼的核心不是和，而是让。

为什么礼的核心是让？

我们先来了解礼的作用是什么。礼让人类从原始人慢慢地过渡为社会人。原始人每天的主要目的就是生存，他们要天天打猎，跟野兽搏斗。要想生存下去，最重要的行为是争，不争就饿死了。原始人其实是处在一个动物的状态，而动物世界中，讲究的是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

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安定富足了，不再处于生死的边缘时，礼就诞生了。礼的核心是让，比如男士说“女士优先”，女士说“有酒食，先生馔”。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是说如果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这有什么困难的呢？

有人可能会对这里的“让”产生误解：以礼让治国，是不是齐国打过来，就让地给齐国？当然不是。鲁国每次与齐国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孔子都会努力地维护鲁国的利益，可见“能以礼让为国”并非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这里的让，针对的是国内的态势。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什么叫“上下交征利”呢？君王有自己的小金库，觉得自己的钱不够多，要收诸侯们的税；诸侯也觉得自己的钱不够多，想办法去收大臣们的钱；大臣们的钱被收走了，便想办法搜刮佃户们的钱……所有人为了钱不断地斤斤计较，整个国家靠利益而维持表面的稳定，实则处在动荡的边缘。

为什么宋朝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间接地导致北宋开始衰落？核心就在于王安石算的只有国家的账，只想着怎样把税收上来，怎样让国家有钱。然而，这些钱都是从老百姓手里收过来的，当老百姓变得越来越穷，国库看起来充盈时，就会打仗。打完仗，国库又空虚了，整个国家开始变得虚弱。

在孔子看来，如果能以礼让治国，从君王到诸侯，从大臣到家臣，再到百姓，所有人都能够有一些礼让的态度，能收十分税的收八分就够了，能免则免，这时国家治理起来就容易多了。到时候，根本不用强制收税，人们可能还会主动奉献，做有益于国家的事。比如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的国民们把自己的手表、戒指拿出来捐给国家，帮国家度过危难。

我读过关于法国巴黎的一部传记，书中写到巴黎历史上有过国民主动要求增加照明税的事。

路易十四发现，要想让巴黎变得更加繁华，必须在晚间保证城市的安全，最好家家户户都点蜡烛。蜡烛很贵，但人们都自愿表示他们支持这项措施。一六六七年年末的一天，大约三千盏灯一起照亮巴黎的夜晚，使得巴黎成为全世界的时尚之都。后来，人们越来越享受在晚上也能自由地逛街、社交的生活环境。一六七一年五月，巴黎的一些热心市民分别在巴黎十六个行政区召开会议，投票选出代表前往高等法院，表示他们愿意自费来延长照明的时间。这就是礼让，大家都愿意让出一份利益，来保证所有人的生活都更加美好。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如果不倡导礼让态度，礼又有什么意义呢？礼就真的变成了表演。

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位妈妈带着孩子乘坐高铁，将一本书立在高铁的桌子上，封面上有大大的两个字：“礼仪”。与此同时，妈妈和孩子都把脚跷起来放在了桌子上，脚和这本书并排放在一起。此时，“礼仪”二字就显得特别讽刺。

学礼是为了什么？为了考试，还是为了说话好听？或是为了搞关系？都不是。一个人哪怕穿得再得体，西装笔挺地去跳优雅的华尔兹，但做事不讲礼节，就是因为不懂得礼的核心是让。“让”是什么？为长者开门，是让；让女士优先，是让；有些利益我可以不计较，是让。

清朝的大学士张英在安徽桐城有一座府邸，家人在修缮宅子时，由于地界不清而与邻居发生了争执。家人便给大学士张英写信，请他出面交涉。张英一看这信哭笑不得，回信说：“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多洒脱！

家人见书信，率先让了三尺。邻居一看，深受感动，也退了三尺。两座宅邸之间于是就有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这就是有名的“六尺巷”。

这个典故一点都不夸张。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礼让，客客气气的，就会少很多纷争。

有时我开车在路上，当旁边有辆电动车过来，或者是有行人要过马路时，我猛踩一脚刹车停下来，就能够感受到行人的意外和惊喜。有的行人起初很吃惊，站在那里不走，似乎担心我会撞到他。这时候我示意他“您先请”，他会很高兴，朝我点点头表示感谢。我感觉到他的谢意，自己也会高兴。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为此，我觉得踩那么一脚，费点油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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