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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宋元明清理学（第9页）

8年，70岁的顾炎武病逝于远离故乡的山西高原上。

《日知录》是顾炎武花了0多年心血才完成的读书笔记，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日知录》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有唯物倾向的宇宙观

顾炎武认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他在解释《易传》中的“游魂为变”时，引用了张载和邵宝的话，并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这样的观点。他反对形而上学，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

经世致用的治学方向

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基于这种思想，他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今日，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他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流祸。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风的作用。他还曾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炎武用“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同宋明理学相对立，并且提出读经应从考文知音开始。这一观点被清代许多学者所接受。

顾炎武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假道学先生们的寡廉鲜耻，明确地提出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一方面是对宋明理学的针砭，另一方面寓有通过严格读书人的操守而振奋国民精神的深意。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字而农，号涢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石船山（今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故人尊称船山先生。

明代崇祯年间，王夫之到岳麓书院求学，拜吴道行为师。吴道行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思想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明亡后，清顺治五年（8），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后退到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后来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王夫之在此刻苦研究，勤恳著述，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将近四十年的时间，王夫之始终没有按照清制剃发，得“完发以终”。王夫之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王夫之学识极其渊博，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通鉴论》等。

“太虚一实”唯物论思想

在本体论方面，王夫之发展了张载“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的思想，对“气”的范畴给以新的哲学规定，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他认为，整个宇宙除了“气”，没有他物。他按当时科学发展水平，举例论证“气”的永恒不灭性，认为这种永恒无限的“气”乃是一种实体，并提出“太虚，一实者也”，“充满两间，皆一实之府”等命题，力图对物质世界最根本的属性进行更高的哲学抽象。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王夫之坚持“理依于气”的气本论，他强调“气”是阴阳变化的实体，“理”乃是变化过程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理是气之理，理外没有虚托孤立的理。从而批判了从周敦颐到朱熹所坚持的气外求理的唯心主义理论。

唯物主义的道器观

王夫之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系统地驳斥了割裂颠倒道器关系的唯心主义思想。他给传统道与器范畴以新的解释，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其特殊规律），两者是“统此一物”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离的。他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题，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

坚持主动论的自然史观

王夫之提出“物动而已”，“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把自然界看作永恒运动化生着的物质过程。他指出：“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说明运动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否定从气以外寻找事物运动原因的外因论。但他并不否认静止的意义和作用，以为相对的静止是万物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更深一层地阐述了动静两者的辩证联系。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知行观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结论。他以“知源于行力行而后有真知”为根据，论证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行包括知，统率知。同时，他仍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王夫之进一步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人可以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这种富于进取精神的朴素实践观，是王夫之认识论的精华。

颜李学派，是清代初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因该派的创始人为清初北方著名学者颜元与李塨而得名。颜李学派标帜“实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清初官方提倡的宋明理学相对立，在社会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被称为：“颜李之学数十年，海内之士靡然成风。”

颜元（70），字易直浑然，号习斋。直隶（今河北）博野人。清初哲学家。著有《四存编》等。

颜元出身农民家庭，8岁外出求学，跟从吴持明学骑射剑戟医术术数等。岁，又师从贾珍。贾主张以“实”为生活的准则，提倡“讲实话，行实事”，这对颜元以后的思想不无影响。同年中秀才，但不久颜元认识到，“八股”不是真学问，遂放弃举业。岁学医，岁开始为人治病。

颜元看病的同时潜心王学，仰慕古圣贤，名其斋曰“思古斋”。岁转信程朱理学，立“道统龛”。岁认识到程朱陆王之学，实非正务，改其斋名为“习斋”，力主实行之学，思想发生根本改变。晚年主持漳州学院。

颜元是一位被历史和实践推荐出来的思想家。他在思想理论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是在哲学思想方面。

反程朱的唯物主义

颜元坚决反对程朱的唯心主义，他认为，世界是客观的物质存在，而且是“有物有则”。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不能把理气看成两种并存的东西。颜元说：“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即通过具体事物去认识它的“理”，那才是彻底的认识。颜元明确肯定物质性的气是根本的，第一性的，而理是气的理，理存在于气中，是依附于气的。这就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理气一元论。

反程朱的人性论

在人性问题上，颜元坚决反对程朱把“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对立起来。他认为，人的五官四肢筋骨内脏等形体是“质”，通过呼吸周遍全身的是“气”。义理善恶等道德是从属于气质的。性就是气质之性，根本没有一个什么“至上”的义理之性。因此，不能说“理”是纯善的，而“气质”性恶。颜元这种观点把人简单地还原为自然的人，并不能揭示人的社会本质。

重习行践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颜元说：“朱子（朱熹）则必欲人读天下许多书，是将道（理）全看在书上，将学全看在读上。”颜元认为，仅从书本上去认识客观事物的道理，必然会离客观实际越来越远。颜元还批评了死读书的弊端：“天下无不弱的书生，无不病的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这种对于死读书危害性的批判是前无古人的。对于如何纠正死读书的弊端，颜元提出“务期实用”，强调认识不能离开它的实际应用。

义利相统一

颜元还反对宋明理学重“义”轻“利”。他认为，义与利不应对立，而应统一，而且符合义的利是“君子所贵也”。

戴震（7777），清代思想家，考据学家。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属黄山市）人。

戴震8岁开始跟随父亲贩布，养成了观察社会自由思考的习惯。在商人的运筹计算中，他又锻炼了逻辑思维。当然，如果不遇到后来的几个对他影响至深的重要人物，戴震也难以成为一代学宗。

第一个重要人物是皖派开山人江永。戴震跟随他学治经学算学音韵学，后青出于蓝。一天，江永举了几个历算问题，说困扰自己十多年了。戴震看过，立即“剖析比较，言其所以然”。江永欢喜地叹息：“累岁之疑，一日而释。”认为戴震为“敏不可及”的天才。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史学名家钱大昕。30来岁时，戴震因祖坟问题与族豪打官司，结果县令是个贪官，拿了族豪的钱，要治罪于他。戴震只好逃到北京，随身只带了几本书，连换洗衣服都没有几件。这时候钱大昕与其相见，长谈终日，认为他是“天下奇才”，并在京城学术界内广为推荐。戴震很快名声大震。

第三个重要人物是四库提要总纂官纪晓岚。戴震晚年时，纪晓岚邀其入四库馆，撰写部分四库提要。

戴震在学术上涉猎极广。在天文算学历史地理机械学方志方经学训诂文学等方面都有相关的著作。戴震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中。整个乾嘉时代以至清末，戴震的哲学思想都没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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