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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宋元明清理学（第6页）

“宇宙在我”

陈白沙强调静坐求心，由朱学转向心学后，提出了“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思想，并将心理吻合，其以理为宇宙本体，便是以心为宇宙本体。他说：“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始终，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认为宇宙在我中心，天地万物及其万般变化皆由我心创造。其所谓理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空间上无一处不到，时间上无一息不运，支配着整个宇宙的存在和发展过程。其心理均为宇宙本体，二者是相通为一的。

以虚为本

陈白沙的心学强调虚，以虚为本。因为他以虚来解释心，强调心为虚为无形，事物为实为有形，而实以虚为本，物以心为本，所以致其虚，便能立其本。

“道在我矣”

陈白沙认为，“道为天地之本”，而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是一种“至无”的东西，由无发为有，而此道在我心。陈白沙强调，道不可言谈。至无之道只能得之于心，而不可用语言来表达，只要一涉及言谈，就不是道。他把语言与思维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得道完全是一种内心的意识活动，这就把求道视为纯主观的向内探讨。

“以自然为宗”

陈白沙崇尚自然，把心学与自然结合起来，强调此心自然，不刻意追求事物，并由此论述了道理与性情的关系。他说：“人与天地同体，四时以行，百物以生，若滞在一处，安能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得转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著意理会。”认为心既然为造化之主宰，就应以自然为宗，不滞心于一处，使主体不专意于特定的对象，而是随物自然。

王守仁（7），初名云，字伯安，因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明代思想家。著有《传习录》《大学问》《阳明先生文录》等。

王守仁一直有经略四方之志。岁那年，他出游居庸关，仔细勘查山川地形，了解当地各族群部落，又多方倾听学习守备抵御的方法与策略，后来还亲自与胡人骑射作战。

弘治十二年，已经8岁的王守仁中了进士，观政工部。从此，他步入仕途，跻身士大夫行列。此后，为了能加深的自己的学术造诣，常走访一些高人。

一次他到一个寺庙，希望得到修行高深的禅师的启示。可是禅师只谈了一些平常的佛经禅理。突然，王守仁问：“有家吗？”禅师答：“有。”又问：“家中尚有何人？”“母亲尚在。”王守仁说：“你不想她吗？”禅师感叹：“怎能不想啊！”说完，禅师觉得自己的回答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就很惭愧。王守仁说：“想念母亲，没什么好羞愧的，这是人的本性啊！”结果禅师第二天舍弃禅师的身份，收拾行装还俗回家探望母亲去了。

寺庙的主持心里恼怒，便把王守仁请出庙门。王守仁并不生气，因为他领悟到：无论何时，人性都不会泯灭。同时也意识到：朱熹把天理和人心分开是不对的。后来，他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和求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王守仁著有《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传习录》《大学问》为重要哲学著作。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王守仁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他所说的“心”，指最高的本体，如“心即道，道即天”；也指个人的道德意识，如“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这比陆九渊的“心”的意义广泛。

“心外无物”是说心与物同体，物不能离开心而存在，心也不能离开物存在。离却灵明的心，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也没有灵明的心。“心外无理”是说心的本体，就是天理，事虽万殊，理具于心，心即理也。不必在万事万物上求理，心外求理，就是心与理为二。心中之理就是至善，心外无理也就是心外无善。

致良知

“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这里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万事万物。“致”本身就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之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

王守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他指出：“知是行的主义，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认为，“凡人”之所以不能“做圣”，主要就是由于“知”与“行”分家了，“行”离开“知”便是乱“行”，“知”离开“行”便不是“真知”。因此，他主张的实质在于把“知”和“行”结合起来，不能离开“行”而求“知”。他的知行合一说，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强调道德实践，要言行一致。

王守仁的“四句教”

王守仁晚年把他的思想概括为“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由此引起王门后学理解上的分歧和争论。

王廷相（7），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明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

王廷相自幼聪慧，童年时就因为会古文诗赋而著名，在学业上精专。8岁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对于人民具有着正义心，丝毫不畏惧当时握有重权的宦官，曾先后两次遭受宦官的迫害。

王廷相博学多识，对天文学音律学都有颇深研究，对农学生物学等也十分关心。其主要著作有《王氏家藏集》60卷，哲学著作有《慎言》《雅迹》《答薛君采论性书》《横渠理气辩》与《答天问》等。

气为理之本，理乃气之载

这是王廷相提出的一种本体论命题。在《王氏家藏集太极辩》中，他明确指出：“气为理之本，理乃气之载。”在他看来，气是唯一的普遍的物质性的实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以及理的根本依据或本体。理作为气本身所具有的运动变化的规律，是依赖于气存在于气中的，既不能产生气，也不能脱离于气，而是“载于气”，即在气中，为气所具有。“气为理之本，理乃气之载”这一命题唯物主义地表述了物质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的关系，击中了宋代朱熹等人的理学唯心主义的要害。王廷相认为，程朱学派的观点和佛教把形相和本性绝对对立起来，现实世界为虚妄，以所谓“真性”为真实，以及老子的道生天地说，是同样错误的。

只有“气质之性”的人性论

王廷相的人性论也是以“气为本”为主，提出气与性“相资而不得离”的命题。他反对把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他认为，儒者所谓的性仁义礼智这些道德，都是“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也”。他批评朱熹所说的“性者，理也”，把性建立在一个抽象虚空的“理”上。他指出，要讲性，其前提是人，有了人才有心，有了心才有性（仁义礼智），而“人之生”是“气”形成，性是“生之理”，有生才有性，故而论性决不能离气，论气也决不能丢了性。他又认为，“气”的“清浊粹驳”决定了人性的善与恶，而人性的形成又决定于后天的“习”。他强调后天的“习”，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宋儒的所谓“本然之性”，否定王学的“先天人性”至善之说。

“知行兼举”重在“笃行”的知行观

王廷相的认识论重视感性认识，认为这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同时他也认识到感性认识的局限性，对于感性认识要善于运用，克服其片面性，要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他认为，只有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才能产生正确的认识。事物的存在是以亲眼所见来证实的，只相信道听途说就会受蒙蔽。认识事物精微的内在联系要靠用心思考，只凭记忆问答就很粗略。要掌握事物诀窍的奥秘，就要亲自实行，只是空口说说所得就很肤浅。这里包含了认识的“见”“思”“行”三个环节，前两个环节是“知”，三个环节是密切联系的，它反映了王廷相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他明确提出了“知行兼举”重在“笃行”的主张，认为只有做到“知行兼举”，才有最完美的认识。这是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批评，对王夫之的知行观有直接的影响。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学术流派，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就是王艮，并且以其家乡泰州命名为泰州学派。王艮长期在小生产者阶层中讲学，从者云集。泰州学派的信徒有上层官僚地主知识分子还有下层劳动人者。他们大都致力于封建道德的普及和宣传工作，规劝人们安分守已，息事宁人，因此泰州学派一度受到朝廷的青睐，成为晚明的显学。

王艮（80），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江苏泰州人。明代思想家，泰州学派创始人。

王艮的一生对泰州学派作出很大贡献。王艮的著作，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全集》。

百姓日用即道

这是王艮提出的哲学命题。王守仁本有“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的思想。王艮进一步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认为圣人之道，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王艮所谓的道，指儒家的道德原则。他认为，圣人之道，不过要人人能知能行，不是故为高深玄妙，将一般的百姓排斥在外。如果将一般的百姓排斥在外，就不是圣人之学，而是异端。王守仁曾说过：“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王艮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并将他的学说普及到陶匠樵夫田夫以及下层社会的任侠之士。他认为，即使像僮仆的视听言动，不假安排，不用勉强，也体现有至道。饥食渴饮，夏单冬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都是至道。

“修身立本”的“格物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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