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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仁第四（第11页）

好人也应该站出来，让别人看到你是好人。如此，社会的风气才会越来越好。

朋友数，斯疏矣：亲密无间，反而会造成疏远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此处的“数”读shuò，意思是屡次、多次的意思。

《论语》中，孔子学生说的话往往会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子游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总与君王或者领导待在一起，就会招致侮辱；如果总与自己的朋友天天腻在一起，分不清你我，过于亲密无间，这就是疏远的开始。

这有一定的道理。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个适当的距离。不管关系多么密切，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如果离得特别近，超越了界限，双方反而会相处得不舒服。

君王身边总有红人，但是能红多久是一个问题。

比如张廷玉和雍正，他们保持着一个仁臣和君王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你不找我，我不找你；有公事我找你，私事绝不麻烦你。这样，他们的关系可以维持很久。但是假如变成了类似和珅和乾隆之间的关系，君臣整天在一块儿，和珅热衷于揣摩皇帝的喜好，变着法子讨好皇帝，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格的奴才，变成了对方的一个工具。这是招致侮辱的开始，所以到最后，和珅的结局并不好。

恰如其分的自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得有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保持着人和人之间合适的距离。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小人之交是甘甜得不得了，天天混在一起都嫌时间不够，但如同甜酒，慢慢发酵，时间一长就坏掉了。君子之间的关系如一汪清水，可能不够甜、不够浓厚，但这样的关系将永远保持在一种美好的、真切的状态。

总跟朋友待在一起，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要给朋友一些空间，也要给自己留一些空间，要清楚地区分什么是他的事，什么是我的事。当我们给朋友提意见时，如果发现朋友并不想听，就要懂得不可则止，因为那是他的事，需要他自己去琢磨、去决定，不能因为是朋友，就越俎代庖地替他做选择。

不太熟的朋友，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如果两个人不太熟，在一起时总要没话找话，生怕不说话就冷场了。真正熟的朋友坐在一起，哪怕都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可能两个人坐了一下午都没有任何交流，你看你的书，我写我的字，彼此愉快、放松、自如。

只有当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时，反倒需要刻意地维护亲热的关系，去修复感情。

当然，我们不必把上述内容当作金科玉律，认为只要是《论语》里讲的知识，就一定要照着做。读任何书，都不能太教条，所谓时移世易，现在的时代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论语》给我们带来一些参考、一些启发、一些思考的角度，让我们认知的角度更多，思考得更深了。我们可能经常会觉得“我以前怎么没有这样想过”，这就是经典存续到今天的意义。

义之与比：凡事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适”在有的版本里读作“敌”。我们遵循古代的读音，念“敌”是可以的。

“无适也”，没有什么是一定可以的；“无莫也”，也没有什么是一定不可以的；“义之与比”，是指要看它是否符合义。

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对天下发生的很多事，如政策变动、战争等，在进行评判时，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一切都要取决于事情本身是否符合义。

人们遇事，有时候会简单地划分自己的阵营，形成“部落效应”。《不妥协的谈判》这本书对“部落效应”进行了阐释，认为人与人之间大量的争执都来自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个部落，你要坚决捍卫自己所在部落的权利，要誓死坚守自己所在部落的立场，哪怕这个立场并不合理，你也不会退让。

当一个人选择了某个部落，一定要捍卫这个部落的权利时，就一定会用固有的立场和原则去评判是非对错。

但是孔子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判断一件事是对是错，要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义。符合义，在当下就是对的；不符合义，在当下就是错的。

孔子判断是非，是从义的角度，从大是大非的角度，而不是只考虑某一个利益集团的需求。比如在当时，不论是与“三桓”为伍，还是站在鲁公的阵营，或者是站在老百姓一边，只要一站队，就一定会产生部落效应，会出现绝对的对和错。但假如判断对错的核心是义，那么很多事就可以重新讨论、重新评估。

正因为如此，孔子认为很多事不是一定可以的，也不是一定不可以的。孔子用这样的原则来面对天下事，比如君王的更替、国家的政策。

这句话对孟子有很大的影响。有人曾经问孟子：“武王伐纣难道不是反叛吗？”孟子回答：“我只听说是诛了一独夫。”在孟子看来，武王伐纣不是叛乱，而是杀了一个残暴无道的统治者。

这是孟子离经叛道的地方。孟子为什么敢说这样的话？因为“君子之于天下也”。对于天下的事，所谓“以下犯上”也未必是错的，要看义在谁的一边。

什么是义？

不同的人群和文化对于义的定义也会不一样。比如西方的功利主义认为，义就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通过计算，如果大多数人的利益总和大于利益受损的那部分人，此事就可行。这肯定不符合孔子的价值观，在孔子看来，就算一件事能够使更多人得到好处，但丧失伦理，丧失道义，就一定不能为之。

对于法家而言，法家则会认为义关乎规矩、法律，人们要根据规矩和法律来做事。

对于各个宗教来讲，也都会有各自的教义。

我认为，在孔子心中的义，就是合乎道，利于仁。

那么到底该怎么判断呢？其实没那么容易判断。

孔子有时候讲的东西有点模糊，他没有把衡量标准一条条精准地列出来，这也影响了中国人，有些事我们可以不必说清楚，难得糊涂。比如“头顶三尺有神明”“摸着良心说话”，这些原则听起来都不具体，只要看做这件事对不对得起你的良心。王阳明说，人心总有良知在。贼人被人当面骂贼时还会愤怒，所以，贼人心中也有良知。但对于义，的确是难以把握的，这也是中国文化高妙但容易被有些人念歪了的原因。

在这一段话中，我们看到孔子是一个灵活的人，他是一个有权变精神的人，而不是一个僵化的、维护教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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