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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之学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则行者行其人伦日用之不蔽者也。

从知识学问人手，每事必求其“豁然使无余蕴”，逐渐养成一个“能审察事情而准”的智慧，然后一切行为自能“不惑于所行”。这是戴震的“一以贯之”。

三、戴学的反响

清朝的二百七十年中，只有学问，而没有哲学；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其间只有颜李和戴震可算是有建设新哲学的野心。颜李自是近世的一大学派，用实用主义作基础，对于因袭的宋明理学作有力的革命。

但程朱的尊严不是容易打倒的。颜元大声疾呼地主张“程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但这种革命的喊声只够给颜李学派招来许多毁谤与压迫，竟使一个空前的学派几乎沉埋不显。程朱的哲学有两个方面：“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主敬的方面是容易推翻的。但致知穷理的方面是程朱的特别立脚点；陆王骂他们“支离”，颜李骂他们“无用”，都不能动摇他们。

顾炎武以下的大师虽然攻击宋明以来的先天象数之学，虽然攻击那空虚的心学，始终不敢公然否认程朱所提倡的格物致知的学说。他们的经学和史学也都默认为与穷理致知，“下学上达”的学说是并行不悖的。故惠士奇（1671～1741）为汉学大师，而自书楹联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江藩：《宋学渊源记》引论中引）

打倒程朱，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穷理致知的路上，超过程朱，用穷理致知的结果来反攻穷理致知的程朱。戴震用的就是这个法子。戴氏说程朱“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疏证》十四）这九个字的控诉是向来没有人敢提起的。也只有清朝学问极盛的时代可以产生这样大胆的控诉。

陆王嫌程朱论学太多，而戴氏却嫌他们论学太略！程朱说穷理；戴氏指出他们的根本错误有两点：一是说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一是说理一而分殊。

他主张理在于事情，不在于心中；人的心知只是一种能知的工具，可以训练成“能审察事情而准”的智慧。他又主张理是多元的，只是事物的条理，并没有什么“浑然一体而散为万事”的天理。

穷理正是程朱说的“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又穷一理”；但这种功夫并不是“明善以复其初”；并不是妄想那“一旦豁然贯通”的大彻大悟。

格物穷理的目的只是戴氏自己说的

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疏证》四一）

所谓“致知”，只是“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同上）。这真是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这才是用穷理致知的学说来反攻程朱。

至于戴氏论性，论道，论情，论欲，也都是用格物穷理的方法，根据古训作护符，根据经验作底子，所以能摧破五六百年推崇的旧说，而建立他的新理学。

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

但是一百三十年的朴学的风气，养成了“襞绩补苴”的学风，学者只能吃桑叶而不能吐丝；有时吐丝，也只能作茧而不能织成锦绣文章。全个智识阶级都像剥夺了“哲学化”的能力，戴上了近视眼镜，不但不敢组织系统的哲学，并且不认得系统的哲学了。

当戴震死时（1777），北京的同志作挽联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年谱》，页四一）然而戴震的门下，传经学的有人，传音韵学的有人，传古制度学的有人；只是传他的哲学的，竟没有人。他的弟子之中，最能赏识他的哲学的，要算洪榜。

洪榜作戴震的行状，叙述他的哲学最能得他的要旨。他把戴氏的《答彭进士允初书》（凡五千字，中含《孟子字义疏证》的一部分的要旨》）全录在这篇行状里。当时朱筠便主张删去此篇，他说：“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洪榜作书与朱筠，极力辩论他所以表彰戴氏之意。

当时的行状初本里总算把这篇长书保留住了（此据段作《年谱》页三四）。但后来戴震的儿子中立终于删去此书（此据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传》）。朱筠是当时最能赏识戴震的一个人，竟不能了解他的哲学思想的重要；甚至于他自己的儿子也附和着朱筠的意见。这也可见“解人”真难得了。

我们现在可以摘抄洪榜给朱筠的信，以表现戴氏初死时他的哲学引起的反动。洪榜先总括朱筠所以主张删去《答彭进士书》，大概有三层理由：

（一）谓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不当攻击；

（二）谓经生贵有家法，汉学自汉，宋学自宋；今既详度数，精训故，不当复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掩所长；

（三）儒生是学得成的，圣贤是学不成的；今说戴氏“闻道知德”，恐有溢美之辞。洪榜驳第一层道：

阁下谓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岂独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陆王亦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即老释亦大贤，立身制行卓绝也。

唯其如是，使后儒小生闭口不敢道；宁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过人者，则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释。彼老释者，幸汉唐之儒抵而排之矣。

今论者乃谓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释之粗；而其精者，虽周孔之微旨，不是过也。诚使老释之精者虽周孔不是过，则何以生于其心，发于其事，谬戾如彼哉？况周孔之书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强通。

使程朱而闻后学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正之也。

他驳第二层道：

至谓治经之士宜有家法；……心性之说，贾、马、服、郑所不详，今谓贾、马、服、郑之学者亦不得详。……今学者束发受书，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谓理道心性之云，则皆六经孔孟之辞；而其所以为理道心性之说者，往往杂乎老释之旨。

使其说之果是，则将从而发明之矣。如其说之果非，则治经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彼贾、马、服、郑当时盖无是弊。如使贾、马、服、郑生于是时，则亦不可以默而已也。

又驳第三层道：

至于“闻道”之名不可轻以许人，犹圣贤之不可学而至。……夫圣贤不可至，……虽然，安可以自弃乎哉？……夫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其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

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度数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学，其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全书引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传》，又转载于《耆献类征》卷一四七，页十七～十九。）

洪榜这封长书，给戴氏辩护很有力；他确是能了解戴学的一个人。只可惜他活到三十五岁（1779）就死了，竟不能发挥光大戴氏的哲学。

洪榜书中末段说戴氏自名其书为《孟子字义疏证》，可见那不是“言性命”，还只是谈“训故，度数”。这确是戴震的一片苦心。戴氏作此书，初名为《绪言》，大有老实不客气要建立一种新哲学之意。

至乾隆丙辰（1776），此书仍名《绪言》。是年之冬至次年（1777）之春，他修改此书，改名《孟子字义疏证》。那年他就死了（此段故事，段玉裁《答程易田丈书》考证最详，我全依据此书）。

大概他知道程朱的权威不可轻犯，不得已而如此做。这是他“戴着红顶子讲革命”的苦心，不料当日拥护程朱的人的反对仍旧是免不了的。

他的同乡朋友程晋芳（1718～1784）作《正学论》，其中有一篇前半痛骂颜元与李塨，后半专骂戴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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