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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澳洲（第4页）

“这……”一时间，我搜索着脑子里的词汇，没能找到合适的形容词。但不回答这个姑娘的提问，显然和“怍家”这个字眼不相称，而且也是失礼的行为。突然，她纯真而又带有稚气的形象提示了我，我说：“它美得和你一样。”

她笑得烟卷落地，躬身拾起香烟后，还在笑个不停。翻译和周围的朋友，也都为我这句巧妙的回答，开怀地大笑起来。

在欢快的气氛中，她通过翻译告诉我：她是昆士兰省一个小城市的人，从小酷爱文学，现在她考取了阿德雷德大学的艺术系。她从书本上知道，中国有两千年悠久的文化，极想学习中国的文学艺术，也很想了解中国，并问我能不能和她作个朋友——她的目光是真诚的。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从这个姑娘身上，我发现澳大利亚人性格的另一侧面：那就是极为可贵的进取心。年轻的一代，很想认识中国，认识世界。这个地球上的澳洲，欧洲人定居不足二百年，澳大利亚建立联邦政府还不足一百年，过去这儿不过是冒险者、淘金者和流放来的罪犯的领地，今天它从英属半殖民地的地位，一跃成为第二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有着资本主义无法医治的通病这不仅仅因为澳洲地广人稀，也和澳大利亚人民肯于向世界学习、积极进取的性格密不可分。据澳大利亚‘位朋友告诉我，当初建立首都堪培拉时，澳洲自己的设计师中并入缺乏高才，但是澳大利亚仍然采取招标措施.学人之长，博采众家，最后采用了美国人格里芬的设计图纸。我想，这位急切想学习中国的姑娘，比较典型地概括了澳洲人性格的这一素质。

这是一个使人难以忘却的夜晚，它之所以使人难忘，不在于杯中之酒，也不在于“瑞伍德”庄园迷人的夜色，而在于生活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我们告辞山庄时，夜已过半，我们刚刚走出庄园，一个满头卷发，长得很敦实的中年男人，拦住我们的去路。这个中年人很激动，英语说得很快，翮译懵了好半天，也没能听懂他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个中年人又打着手势比划了半天，翻译小郭和格雷小姐才同时笑了起来。原来他久已等候在这里，是专为他的夫人来寻求中国笔友的。看，又是一个！

明之和我一致推举登科，登科欣然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印好的名片，上写登科的身份、职务，当然不会漏掉通讯地址。他把那张名片递给了那个中年男人，那个澳大利亚人连连向登科同志致谢而去，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山庄的夜幕之中……

格雷小姐

阿德雷德是美丽的，澳洲人也是美丽的，但这里并非一切都美好。澳大利亚的发展历史不足二百年，因而资本主义的衰老症状不易被发现，但是我从格雷小姐身上，还是发现了这个社会的“病态细胞”。

格雷小姐长得清秀而瘦削，没留披肩长发，也没涂抹口红。在那些坦胸露臂的澳大利亚女性中，她这个穿着花格长袖衬衫、墨绿色长裤的姑娘，显得很不合濑流。我们在从堪培拉飞抵阿德雷德的机场时，就认识了她，她争抢着为我们搬运行囊，用她那双并不健壮的胳膊，提着超过她身体负荷的皮箱，往接我们去旅舍的轿车里运。

她的朴素、她的热诚是超人的，很快赢得了我们的好感和信任。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她中国话讲得那么标准，是因为到中国留过学——她曾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她常常带着欢快的心情，谈起长城，颐和园，以及她非常爱吃的饺子，我们才知道她是澳大利亚失业队伍中的一员。这次，政府雇用她当几天翻译，是因为她懂中文。

有一天，在奔往“作家周”的会址的汽车上，我问她：“像你这样有专长的人才，怎么会没有工作做呢？”

“用你们的中国话说，这叫‘竞争，。”

“竞争？”

我觉得这个字眼非常耳熟，好像在畴儿听见过。忽然，我想起来了，那个在香港赌场里输光了积蓄的女明星，就对我说到过这个字眼。我立刻如鲠在喉，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我虽然是澳大利亚人，却总觉着不能适应这个社会。”她说，“我在中国学习几年，对中国是很有感情的。在你们那儿，留学生归国总不会失业吧？”

“不会，不但不会，还是国家的宝贝呢！”

“你一定知道，我们这儿是以澳元为核心的，没有金钱我就没有了一切。”她惆怅地叹了口气。

这时，我才理解了格雷小姐。她那么卖力气为我们搬运箱子，谈起中国饺子时那么盾飞色舞，完全是内心感情的驱使，而没有掺杂半点造作。一种深切的同情，从我的心田里升腾起来。我说：

“那你爸爸妈妈没有钱吗？”

“有。我妈妈是退休的教员，爸爸是个牧师，可是我们有个习惯，儿女大了，如果再依靠家庭，那是一种难堪和耻辱！我必须千方百计在社会上寻找我的饭碗。”她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态是严肃的，也许是她紧皱眉头之故吧，我在她额角上看见了浅浅的、超过她年龄的皱纹。

格雷小姐是很向往中国的，在“作家周”上，她这种情绪流露得更为强烈。那天会议的议程是由中国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我读《大墙下的红玉兰》开头的几十个字，由格雷小姐朗诵《大墙下的红玉兰》英文版本的第一章。她很认真，为了朗诵好这篇小说，头天晚上她练习到凌晨一点；加上她很懂声乐，朗诵时错落有致的清脆声音，感染了“作家周”的会场，赢得了满堂掌声。掌声过后，澳大利亚妇女作家联盟主席————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和一个来自墨尔本的女作家，走到台前向我祝贺说：“小说叫我俩都落泪了。”

我诚挚地说：“这都是格雷小姐声音的魅力，你们该感谢她。”

墨尔本的那位年轻女作家说：“送我一本你的小说吧1我回家读给孩子们听，使他们更了解中国，热爱中国。”

我为难了，因为我带来的几本书都送光了，只有格雷小姐手中那一本，是我送给她本人的。格雷小姐看我为难的神色，马上把她手中那本书，转送给了那位女作家。

归途上，我问她：

“就那一本了，你为什么给了她？”

“将来我到北京时，你再送我一本吧！”

“去北京？什么时候？”

“刚才在汽车上我只说了一半。我去北京搞文学翮译的事儿，正在积极办理。中国有许多朋友在帮忙，就看我的命运了。”她露出一丝笑意。

“我祝你走好运。”我说，“到时候，我请你去我家吃饺子。”

“一言为定。”

短短几天的接敝，格雷小姐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都很感激她在“作家周”期间对我们的帮助。“作家周”结束时，登科同志代表中国作协送给她一幅中国书法家的字幅，她送我们每人一副澳洲扑克牌；虽然，这礼物显得有点孩子气，但我们都理解她的处境，和那颗对中国挚爱的心。

“天下谁人不识君”

快要离开阿德雷德了，明之提议开动“11号汽车”去遛遛大街。当天，正好有记者来采访登科，只有我们俩结伴而行。

往常，在“作家周”的间歇时间，只要步行上街，充当向导的总是登科同志。他在新四军里当过侦察员，对于记路有着“老马只途”的特异功能；这天，登科有事，我自告奋勇充当向导。

不知是怎么搞的，从大街返回时，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的旅馆了。我们住的那儿又比较偏僻，旅馆的英文名字又念不出来，连问路都成了问题。明之虽然比我聪明，但也无计可施，只好长叹一口气，抓抓他那谢了前顶的头皮，坐在柳荫下的长椅上，等待好运光临。

“怎么样？老弟！”明之用他那上海味的北方话说，“你那记路的本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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