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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世界（第3页）

“导致派系产生的原因”大部分源自人性，无法彻底消除。然而，解决之道可能在于“控制其影响”。

到目前为止，距离使各共和政体保持较小的规模，因为共和政体所依赖的代议制度需要冷却激情，而只有定期开会的审议机构才能冷却这种激情。当领土广泛分散时，审议机构无法履行这个职能。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现在扩展到整片大陆的13，而且不太可能就此止步。那么，1783年英国将大块土地划归美国，这颗定时炸弹怎么可能不重新引发人们的抗议？如果那样的话，汉密尔顿的“联邦”会怎么样？

麦迪逊通过改变规模来解决这些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有意无意地学习了马基雅维利。因为这位佛罗伦萨人曾经说过，只有在共和政体中，“共同利益”才能得到“恰当对待”。通过扩大受益者的规模，少数未受益者的影响可以降低：这样一来，当整个“联邦”沉没时，并不是所有的“部分”都会被淹死。规模，可以成为救生圈。麦迪逊承认，这其中也存在着危险。

如果选民人数扩大过多，会导致代表对当地情况和次要利益了解不够；如果过于减少选民人数，代表过分依赖这些选民，会致使他无法理解和追求更伟大的民族目标。

但肯定存在“一种中间状态，在这种状态的两边均存在不便之处”。这样，平衡各方利益，构建一个伯克式主体，就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不便”。

扩大范围，吸收更多不同的党派和利益；使全体大多数人不太可能具有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即使这种共同动机存在，那么所有有这种动机的人将很难发现自己的力量，更难团结一致行动。

所拟议的宪法“形成了一个巧妙的组合；涉及重大的、整体性利益的事件交由国家立法机关处理，涉及地方性、具体利益的事件交由州立法机构处理”。

因此，麦迪逊采取在空间上拓展规模，以扭转时间的策略：自此以后，通过允许各个派系在所有层面上竞争来巩固加强共和体制，随着国家的发展，它的道路不同于罗马那样。《联邦党人文集》的方向指向了林肯，而不是尼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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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林肯沿下的联邦会遭遇灾难性失败？表面上看这可能是因为没有一个战略能够解决所有意外情况，每一个解决方案都可能带来新问题，有时这些问题甚至无法解决。更为深层次的答案，在我看来也是更准确的答案是，美国开国元勋使联邦进行自我检验：他们知道协调能力与目标的必要性，也意识到所有好处无法兼得，他们选择拯救这一新国家，并将拯救其灵魂的任务留给他们的后代。

奥古斯丁和马基雅维利都发现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平衡灵魂诉求和国家诉求的方法，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达到平衡是否需要对上帝负责。奥古斯丁认为应该对上帝负责，并尽力去实现平衡。马基雅维利的上帝将治国之道留给了人类。此时的美国人极具多样性，丝毫不亚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英国人。他们横跨在这个鸿沟之上：他们既可以像早期的领导人一样冷静务实，又可以像信仰复兴主义者一样虔诚，也可以像企业家一样处于两者之间。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中很少有人质疑，至少不会公开质疑，在这样一个成熟的共和政体中，许多人会为了改变而献出自己生命：一个允诺“更美好的联邦”的宪法，却假定奴隶制的合法性，这是不正常的。

这一过程中，《独立宣言》实际暗含了潜台词：并非人人生而平等。1776年，人们担心如果将奴隶和国家一起解放，他们就会失去国家，杰斐逊对这一点尤其担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宪法将众议院的席位分配给“全体自由人”和“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20年内不得限制“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并且要求“在该州服役或服劳役者，逃往另一州时，不得因另一州之任何法律或条例，解除其服役或劳役”。“奴隶制”这个词完全没有出现在宪法里。

这种回避让麦迪逊抓住了救命稻草。“毫无疑问，”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无力地写道，“禁止进口奴隶的政策一直延续至1808年，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已经得到允许立即生效。”但这段时间本可以：

让这些州永久结束长期的野蛮贸易，……如果让非洲人从欧洲同胞的压迫中得到救赎，让他们看到同样的前景，那么不幸的他们将会感到多么幸福！

然而，不幸的是，麦迪逊也相当虚伪，他在另一篇冗长的文章中费力为“五分之三”条款辩护，声称这段文字代表了美国“同胞”的观点，即把奴隶同时视为人民和财产。

这就是南方利益的拥护者在这个问题上可能采用的理由；虽然它在某些方面似乎有点牵强，但总体而言，我必须承认，它完全符合（宪法）公约所规定的代表比例。注释标题Federalist#42，#54，pp.272–73，358.

麦迪逊的平衡术需要一些野蛮手腕，因此他发现自己十分紧张，这不足为奇。然而，他面临的选择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开国元勋可以选择建立联邦或解放奴隶，但不能两者兼顾，至少在他们这一代做不到。最终，他们选择了建立联邦，推迟了奴隶解放；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家比几个弱小的国家的前景更好。这是一种赌注：是与上帝还是与魔鬼打赌，取决于你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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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开国元勋毕生都在寻求建设一个大陆共和帝国。汉密尔顿是其中最坚定地反对奴隶制的人，尽管如此，他也逐渐意识到，只有联邦不断扩大，才有机会“成为欧洲各国在美洲的仲裁者，才能按照我们的利益诉求，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制衡欧洲的竞争”。麦迪逊展示了如何通过平衡内部利益，实现外部扩张。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后，从法国人手中廉价收购路易斯安那州，联邦的范围再次扩大一倍，这笔横财也让他平息了对汉密尔顿近乎病态的仇恨。“一丝不苟地遵守成文法而导致国家迷失，”他后来辩解道（无论汉密尔顿去了天堂还是地狱，他一定笑了，哪怕只是浅浅一笑），“就是失去法律本身……这就是为了手段，荒谬地牺牲了目标。”

1811年，44岁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告诉母亲，势必在两种局面中做选择：一方面，“众多微小的宗族、部落，为了一块石头或一个池塘，因为欧洲统治者和压迫者的玩笑或谎言，相互战争不休”；另一方面，“一个与北美大陆同样辽阔的国家，注定成为有史以来人口最稠密、实力最强大的契约社会”。这又转回到他父亲约翰·亚当斯在1776年希望烟花响遍美洲大陆两端的期待。

1817年，亚当斯成为詹姆斯·门罗的国务卿后，开始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并且要超越这一目标，这主要是以牺牲西班牙的利益为代价。腓力二世的帝国版图从北美中部一直延伸到麦哲伦海峡，但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崛起令这些地方如美利坚合众国一样独立思想蔓延。亚当斯像鲨鱼一样敏锐地利用了这个弱点。他以佛罗里达州为开端，在那里，他抢先派出安德鲁·杰克逊发动军事攻击。虽然对杰克逊的此次行动是否获得授权存在争议，但美方的先发制人变成了最后通牒：西班牙必须确保该领土的边界安全，否则“就割让一个省给美国……而这块土地实际上已被遗弃，美国或文明或野蛮的敌人随时可以进入，而且这块土地对他们来说无甚用处”。

1821年，西班牙人放弃了佛罗里达州，以换取美国一个申明，得克萨斯州（不过，它很快就会成为墨西哥了）被排除在美国领土之外，并同意西班牙殖民地将剩下的北部边界设为北纬42度线。这条线一直画到了太平洋，尽管此时美国人在北纬42度线以北地区并没有任何明确的所有权。这是在治国方略上一次傲慢的展现，两年后，亚当斯再次超越了自己。

1823年12月，门罗总统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悄悄提议与美国合作，防止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以及拿破仑时代后的法国在“新世界”恢复西班牙统治的任何努力，目前西班牙几乎已经失守。坎宁想到的是英国的商业利益，尽管英国海军不需要外界帮助就能保障其商业利益，但与美国合作可能会平息1812年英美战争和1814年英国人焚烧华盛顿留下的怨恨。但是，亚当斯通过巧妙的调整，看到了一个发表革命宣言的机会。

在此情况下，为后世所铭记的伟大的“门罗主义”诞生：“美洲大陆，已经处在自由和独立中，并将继续维持，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的国家当作将来的殖民对象。”这只是空摆姿态？考虑到当时的能力，这是肯定的，但这正是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发出的呼声：为了“共同的利益”部署“国家的自然力量和资源”，以阻止“欧洲的各种戒备，避免对我们的增长形成抑制”。简而言之，美国要“成为欧洲各国在美洲的仲裁者”。

然而，如果麦迪逊没有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阐述如何首先抑制美国人自己的戒备，可能外界不会有这样的兴趣。这就是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的目的，而颇令人不安的是，该妥协案同样将新州划分为未来的自由州和蓄奴州。亚当斯一直坚信，宪法“在自由和奴隶制之间讨价还价”是“道德和政治上的邪恶……这与我们革命所依赖的原则是不一致的”，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正是这种讨价还价确保了联邦，使之免于内战。结果是必然的，那就是：

从这整片大陆上消灭奴隶制；尽管整个过程必然是灾难性的和凄凉的，但它最终是光荣的，以至上帝要审判我，我不敢说这不合时宜。

但是，正如年轻的奥古斯丁可能会说的，现在还不是时候。改变信仰、解放奴隶，以及上帝本身，都需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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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依然是帝国时代的环境里，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如何摆脱公然称霸半球的争议呢？或许，英国像那些疲惫不堪的家长一样，已经学会了放任孩子的古怪姿态。坎宁早在1824年就提到过“准则（如果可以被称作准则的话）对于这个政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但是，在三年内，那位“特别的家长”就对下议院鼓吹道，“我创造了新世界来重新调整旧世界的权力平衡”。拿出一个李子，却以做出布丁居功，一位愤怒的美国历史学家之后抱怨道，坎宁甚至比儿歌里的小杰克更厉害，不断叫嚷：“看我多牛啊！”然而，坎宁的想法不止于此。他坚信北美并不会分裂成那些为了鱼塘而争战不休的宗族和部落，并思考因此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其中一个不可预示的影响就是1874年出生于布莱尼姆宫、母亲是美国人的温斯顿·丘吉尔。这位自伊丽莎白一世之后最伟大的英国人并没有忽略权力间的平衡，还有那些好用的至理名言。他频繁引用坎宁的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就是他在1940年6月4日，就敦刻尔克大撤退，在下议院发表的演说。丘吉尔起誓说，他绝不会投降，即使：

我们这座岛屿或这座岛屿的大部分地区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坎宁和丘吉尔都察觉到了历史发展演绎的转向——作为外交部部长的坎宁从与远方其他国家的接触中得知，作为首相的丘吉尔则从自己的脚下领悟得出。其重要性堪比1588年8月的一个晚上，有人觉察到距离敦刻尔克海岸几英里的地方，风向发生变化，由此开始发起行动。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18世纪和19世纪，还有20世纪，只有一个‘新世界’国家获取了足够的权力重新还原‘旧世界’的平衡，而且不止是一次而是三次？”这股力量为何会产生于动荡不安、组织无序的英国殖民地，而不是产生于南边更广阔、更富足、管理更有序的西班牙殖民地？其实，解放拉丁美洲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早在1815年就给出了答案。他承认，绝对不会出现拉美合众国。

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地理位置。从海港开始统治一个帝国可能要比从它的内陆地区开始更容易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此可以完全掌控。包括天气、地势、居住地、文化和通信在内的众多内在障碍非常复杂。“谁会有能力搜集到像这样一块土地上所有完整的数据！”玻利瓦尔抱怨道，巴拿马地峡对于我们来说，绝非是“希腊人眼中的科林斯地峡！”

为什么不能像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的，将多样化转化成力量之源？玻利瓦尔争论道，拉丁美洲的问题在于政治不成熟。西班牙从一开始就严格控制它的领地，以使它们“永远处于婴儿期”，无法实现自尊自立。“我们甚至被剥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专制政权的权力，因为西班牙不允许这样的政权发挥它的功能。”曾经是世界霸主的西班牙随后虚弱不堪，无法维持其统治地位，但是它没有培养出一个合格的继承者。

因此，代议制政府很难在此扎根，某些专制政权（可能伪装成共和制）成功的概率更大一些。但是，玻利瓦尔认为，这并不会出现在洲际层面，因为就其本质而言，独裁主义者抵制合作。只有在一个伟大的“自由”国家的指导和保护下，拉丁美洲人民才能够培养“美德和才能，从而走向荣誉之路”。

这给了与亚当斯同时代的亨利·克莱灵感。亨利·克莱积极倡导美国不仅应该支持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还应该支持当时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运动。但是，亚当斯自己深谙这样的援助将会快速消耗美国的资源，并损害其道德形象。1821年7月4日，亚当斯在对众议院发表的演讲中告诫道：“美国‘不会为了寻找并摧毁魔鬼而走出国门’。”

她真诚地希望人类都能获得自由和独立。她只是美国自由与独立的捍卫者和支持者……她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投入其他国家的旗帜之下……她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以及满足个人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战争中，此类战争往往打着自由的旗号篡改自由的标准。她行为处事的基本原则将在不知不觉中从自由变成暴力……她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独裁者。她将永不能再是自身精神的主导者。注释标题Availableonlineat:.millercenter.compresidentjqadamsspeechesspeech3484.

因此，不可磨灭的是时代的妥协式特征：原则上的自由至上，最终可能只是部分实现。但是联邦（以及实现联邦的必要条件：伟大的目标必须考虑能力所及）往往是第一位的。一个国家只有能够与自身和平相处才能拯救其灵魂。现在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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