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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走投无路（第3页）

北达科他州大学一直是美国最平静、表现最好的大学之一，直到该校校报《学生》提议在附近的扎普镇举办欢乐周末活动，情况才有了变化。扎普镇镇长诺曼·富克斯很高兴，他写信给附近的各大学，承诺供应“特殊风味的札普汉堡”和大量“健康、纯洁、吃饱喝足、笑得肚子疼、流眼泪的欢乐”。他还弄了一件印有“北达科他州札普镇——欢闹之地”字样的圆领汗衫，并且宣布这次盛会叫作“札普集会”。人们谈论说，扎普会成为北方的劳德代尔堡。镇长完全不了解这一切的隐含意义。他治下的城镇有300人。1969年5月9日星期五晚上，接近1000名学生（90%是男生）从5个州赶到扎普。镇上的3个旅馆全都客满。当温度降至零度以下时，学生被冻僵了，于是他们在街上燃起了篝火，而木柴则是从酒馆里的桌子和座位上拆下来的。接着，他们开始闯入商店和住宅。第一起冲突事件接踵而来。一辆消防车赶到，他们控制了车子并将其拆卸。在5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到来前，游客已经造成了总计达1万美元的损失。

南部的劳德代尔堡从未遭遇过完全一样的问题，5月里从未出现过严寒天气的记录。但是佛罗里达州同样受到一群青少年纵火犯的搅扰。在15个月的时间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盖恩斯维尔校区内发生了多起起因不明的纵火事件，数量多得惊人。消防队长认为整个校园都有可能被烧成平地。休姆楼的寄宿学生承认纵火案是他们做的，危机最终得以解决。宿舍楼东西两翼的学生举行比赛，看谁能招来最多的消防车。事故中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过去的几代人无法想像的。休姆楼竟是一座女生宿舍楼。

在讲究文明礼仪的高档建筑的男洗手间里，通常在小便池上方会悬挂标示：离开洗手间前请检查衣着。教养好的男孩不需要任何提醒；他们从小被教导永远不要在公开场合系裤子的纽扣。因此，当看到1966年的电影《谍追谍》中弗朗索瓦兹·多莱亚克从洗手间出来，在合演的男明星戴维·尼文在场的情况下，伸手到裤裆处平静地拉上裤子拉链，观众们感到震惊。正是这些时刻让人想起两性间的脆弱平衡已被改变，而且很有可能永远地改变了。女性正在进入一些过去由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电话接线员、矿业工程师、下水道工人、卡车司机、秘密情报特工。她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也染上了男人的坏毛病：醉酒、青少年犯罪、袭击和斗殴。妇女解放组织领袖泰–格雷丝·阿特金森把婚姻称作“奴役”“合法强奸”和“无偿劳动”，她反对“由依赖感建立起来”的两性之爱。妇女解放运动并不局限于美国，1970年，贝尔纳黛特·德夫林被她的崇拜者推选为爱尔兰年度人物，挪威那1162名在出海时怀孕的女水手，要求政府补贴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但60年代末期，妇女大规模上街游行却仍是在美国发生：芝加哥3000人，印第安纳波利斯2000人，波士顿2000人，在曼哈顿，5万人沿着第五大道游行，她们昂首挺胸，在摆脱胸罩束缚后，胸部的抖动明显可见。

参与这次运动的女性不穿胸罩是时尚界诸多变化中的一种。当米娅·法罗把头发剪得极短后，女孩们全都涌向理发店换发型，以使她们看起来像男孩。她们把陆海军商店围得水泄不通，购买水手粗呢上装、海军军士衬衫和喇叭裤。平底笨重的方头鞋在她们中流行起来，许多女生把男人剃须后用的乳液当作香水用，《福布斯》杂志因此抱怨说男女开始变得气味相同。1966年，伦敦东区的模特崔姬的体重只有91磅，女人们纷纷节食效仿，身材凹凸有致竟被认为是反女性的。她们想看起来强势，于是闪亮的尼龙材质衣物开始流行，坚硬的金属织物也大行其道。长裤套装出现了——并不是那种可爱的裤装，而是男性化的、经过特殊剪裁的裤子。拉链和纽扣不在裤子两侧，而是跑到了裤子前面，像弗朗索瓦兹·多莱亚克穿的那样。而且据说有些女孩子的裤子前后都可以拉开，以便她们可以站着小便。巴巴拉·塔奇曼抗议说，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像洛丽塔或者驯狮人了。妇女解放组织领袖称塔奇曼为“汤姆大婶”。

在妇女解放运动高潮期，出现了许多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现象；凯特·米利特说她有时和女人上床，琼·贝兹称自己有过一段同性恋情。该运动中的女性非常反感被当作“性玩物”；女人们讨厌男人向她们吹口哨，或是拍摄专为挑逗男性的广告。在运动中大多数女性仍旧喜欢男人，尽管如此，异性恋解放组织领袖格洛利亚·斯泰纳姆说：“男人们认为一旦女人得到解放，男人就不再会有性生活了。但他们并未认识到，如果女人获得解放，意味着性生活的增多和品质的改善。”贝蒂·弗里登表示“美国女人的性渴望越发强烈”，戴维·里斯曼指出“数以百万计的女人”成为“自觉的性消费者”和“同男人一起探索性领域的开拓者”。老一辈的美国人认为性开放的女人“放荡”“淫贱”，他们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1967年，艾森豪威尔将军参加孙女的毕业典礼，发表了对迷你裙的看法：“女孩们的脚踝几乎总是干净好看的，但膝盖就不总是那样了。”当然，女人们非常清楚，令男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在膝盖以上。

毋庸置疑，越来越多的女孩四处寻找机会，她们成双结对地在街上游荡，或在周末跑到大学校园里。单身汉去芝加哥拉什街的约会酒吧——“监狱”“库房”以及“76酒精”——喝酒，很快就会有女人上来搭讪和陪喝，女人摆出种种新姿势和男人调情。纽约大学的女生中，有13坦承曾和完全陌生的人有过一夜情。根据60年代的调查数据，全美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女孩人数翻了不止一倍，5年间，该数字又增加到了65%。在欧洲，调查员发现，会自愿描述性经验的女孩是男孩的两倍之多；在美国则刚好相反。坦承曾抚摸过男性生殖器的女大学生人数激增。高中女生试图营造一种放荡不羁的氛围。《17岁》杂志调查发现，为实现这一目的，40年代后期，该杂志10个订阅客户中就有9人使用睫毛膏，而过去的订阅客户中只有15的人使用。鲁迪·根赖希说，20年前，女孩喜欢甜美天真的打扮；现在“她们虽未满17岁，却练就出一种放纵和刻意淫荡的神情”。端庄娴静的女孩完全消失。低俗语言不再使她们感到震惊；她们自己也会使用。如果她们想要发生性关系，她们会直言相告。在电影《所有相爱的情侣》中，疲倦的妻子等着发生性关系，用焦急的声音说道，“我们什么时候上床？”

而现在，这个女人正在荧幕上和另一个女人的丈夫发生性关系。电影一旦受到限制，就可以着手探索性行为的所有视觉可能。杰克·瓦伦蒂离开白宫后成为美国动画影业协会的主席，在他的带领下，1968年好莱坞开始采用电影分级制度。G类电影可以供所有家庭成员一起观看，另外还有m类（建议成年人观看）、r类（要求16岁或以上人群在父母或监护人的陪伴下观看）和X类（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观看）。

20世纪60年代后期，每个电影季的限制级电影都比以往走得更远。即便是报纸上的电影宣传广告，也成为少儿不宜的东西。《我很好奇（黄色）》播出时激起了轩然大波，片中有裸露和性交场面，而新的电影很快就废弃了这种做法。电影《调皮姑娘》的宣传片说，本片“使《我很好奇（黄色）》黯然失色”，的确是这样。接着福克斯电影公司展现了女同性恋人热吻和女人面对全身镜自慰的镜头。《魔鬼圣婴》中有动物和女人交媾的镜头。《两对鸳鸯一张床》是一部关于交换妻子的喜剧电影。《放大》中展示女孩阴毛的画面一闪而过；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做法。但现在，巧妙的特写镜头展示男性生殖器以奇特的角度和女人性交的场景——有时是从下面开始，女演员抚摸男演员让其达到高潮。当时最惊人的色情电影《深喉》因片中有大量舔阴和口交场面成为当时的大热影片。电影结尾处，女主角为男人口交，一直到阴茎根部，这项奇特的技艺被《纽约客》杂志比作民间的吞剑术。摄影机就在离演员几英尺的地方，当男人达到性高潮时，女孩也是如此。电影使用彩色技术，使女孩全身闪着红晕。

达拉斯地区检察官亨利·韦德说：“若在科顿圆形竞技场中看到色情杂技表演，我并不会觉得太吃惊。”在曼哈顿42号街第7大道和第8大道间的街区，巡逻的一位警察说：“如果一位小老太太想买《纽约时报》，她要爬过三排《Screw》色情杂志才能买到。”《Screw》《Suck》《desire》《GayandCoq》——所有这些低俗杂志都争相展示模特更多裸露和下流的姿势，以期在发行量上把对手比下去。在迈阿密，经验丰富的模特邦尼·达尼亚说，她刚当模特时，摄影师会给她看打排球或者游泳者的裸体照。“而现在，你必须得有交换妻子、性虐待以及女孩和女孩进行性交的场面。拍照于是搬到了室内进行。”

在舞台上，一名叫作吉姆·莫里森的表演者描述了他最近的新奇性体验；他在舞台帘幕拉开前讲述了5分钟。情色舞台剧《加尔各答风情画》被赞为“优雅的情色作品”；其故事的主题多样化，包括交换妻子和强暴等。《切·格瓦拉传》中有长达100多分钟的虚假性交场景。喜欢真实场面的人可以去纽约矿山电影院，或者去旧金山的脱衣舞俱乐部，那里也有类似的表演，这些地方都有一种被谑称为“爱恋之事”的活动。其中的一些色情表演场景连最有克制力的观众也不免产生生理反应。一个记者讲述说，自己在舞台后面看见合唱团的女生们赤裸着身体，朝自己膝盖后面注射海洛因，而她们还是婴孩的私生子就在一旁。

性在一些奇怪的场合也成为热议的话题。教皇保罗花了5年的时间在避孕问题上寻找答案，最终在1969年7月29日发布了一篇7500字，题为《论人类生活》的通谕，通谕中反对避孕。成百万的美国天主教信徒勃然大怒。旧金山大学（基督教会学校）城市生活学院的调查表明，70%的美国人支持节育。绝大多数年轻牧师也持同一看法（尽管90%的老一辈牧师持反对意见）。在华盛顿，一些反叛牧师发起静坐示威，另有142名牧师向他们辖区内的大主教帕特里克·奥博伊尔递交了表达抗议的信函。当大主教在圣马修教堂开始布道宣扬顺从神意时，200名教众起身离开座位向外走去。布法罗7名牧师因散播分裂言论而被神学院开除。反抗仍在继续。第二年，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教区的前任辅理主教娶了一名纽约的离异妇女。很快，关于牧师结婚的事——尤其是牧师同逾规越矩的修女结婚的故事，就失去了新奇性。

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拿着秒表和其他测量工具，通过在实验室的观察获取大量性知识。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威廉·马斯特斯博士和弗吉尼娅·约翰逊博士，最终两人结为夫妻。他们在圣路易斯繁殖生物学研究基金会资助下的研究发现非常宝贵，挑剔的评论人士为他们所做的男女性交过程的测量和拍摄感到震撼；后来他们不得不转向木炭过滤器和活动翻盖盒。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使用的设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根塑料电动阳具，它自带微型照相机和冷光照明，可以观察和记录阴道中发生的变化。这根人造阳具的大小还可以调整，使用它的女人可以控制它的深入长度和推动速度。该发明无可避免成为某些小说的灵感来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罗伯特·凯尔的《窥视下的维纳斯》（1968）。故事最后，失望的女主人公回到了性实验室，企图毁掉塑料阳具却因电击身亡。

所有这一切对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束缚。以前的那几代人受社会保守观念束缚不能过早地进行性活动，他们害怕道德失范、染上性病或是导致怀孕——这对于女性来说是个灾难。现在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社会对婚前性行为非常宽容。性病的传染极少发生。（这个时代的后期，由于新出现的滥交现象，性病重新成为一种美国流行病。）“如果感觉很棒，我会做的，”在大学生中很受欢迎的一幅招贴画上这样写道。性交让他们感觉很好，因此他们经常做，她们借助药物、避孕套以及子宫环和子宫帽等避孕用具来预防怀孕。

60年代后期，人工流产变得更容易，女孩们因此感到更安全。更加先进的节育措施并不是滥交增加的原因。早在这些技术发展之前，滥交就已出现。40~60年代，非婚生婴儿翻了一番，其中40%的母亲还是十几岁的少女。赫金杰报告发现，在一些环境复杂的社区，女孩被认为应当在她16岁生日那天和她的固定男朋友发生性关系；如果她不这样做，就会被人瞧不起。在奥克兰的一所高中，女孩怀孕很常见，她们甚至可以生完孩子再来上课。纽约东部富人居住区的一家医院报道称：未婚母亲的人数在6年间增加了271%，《纽约时报》援引玛格丽特·麦科马克博士对怀孕的看法，说“曾经只有大学才会面临的问题，现在却发生在高中甚至初中。”她说，纽约一所中学一年内有240人怀孕。1961~1962年，避孕药大量被使用；到1967年，中学女生的非婚生育率持续下滑。但从未有人表示人们不再喜欢性爱。

美国文化深受性爱的侵染，这无疑是美国人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大量增加的根源。性爱场面随处可见——在廉价杂志架上、电视荧屏上，在广告、杂志、流行歌曲、戏剧、音乐剧以及日常对话中。贝蒂·弗里登引用一个心理学研究的内容说，20世纪60年代，大众传媒中提到与性相关的内容增加了至少250%。《纽约时报书评》指出，描写动物和人类之间“情”事的书很受读者欢迎。美国邮局收到的反对色情刊物的抗议信在6年的时间里翻了一倍，1965年更是增至13万封。

“做好准备！”一张童子军招募宣传海报上这样写道，海报上一位身着童子军制服的大肚子的怀孕女孩灿烂地笑着。童子军要求赔偿其声誉损失，法庭拒绝受理该案。一个家庭教育规划的广告说：“采取避孕措施，无惧太亲近。”曼哈顿最大的饭店——纽约希尔顿酒店推出小时房出租服务。垂头丧气的人们（夫妻）在《星期六评论》报纸或地铁特供报纸上的私人栏目搜寻广告，寻找新的伴侣。人人都知道夫妻交换会的几个主要聚会地点；男人们把房间钥匙扔到桌上，妻子们随机拿起一把，然后各自跟所拿到的钥匙的主人上床。

尼古拉斯·冯·霍夫曼说，洛杉矶对外销售公司发明了一种游戏，提供“使两三对夫妇裸露、喝醉、失去理智并性欲大发的一种安全、组织有序的方式”。玩这种大冒险游戏时，需要点一根蜡烛（游戏包中附有）。玩家绕着一个类似大富翁游戏中人们所使用的那种木板移动，抽取“汤姆猫”和“小野猫”的牌。抽到这些牌的人要么“喝一杯”，要么“脱掉一件衣物”，或者接受其他的惩罚。游戏玩到最后，女孩通常最先脱光衣服并且喝醉。随后的游戏便是决定谁跟谁醉醺醺地去卧室。

青少年争辩说，如果中年人可以换妻，那么他们先试试有什么不行？一些社区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也非常清楚问题背后的诱惑，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制定社区规范来防止发生大范围的滥交现象。一段时期内，公共海滩上妇女穿的比基尼被要求覆盖到臀部以下两英寸。不久，肯尼迪总统的遗孀被拍到穿三点式比基尼，这一规定因此被打破。无论是穿衣服还是裸体，只要有防晒乳，年轻人就可以在公共场合抚摸对方95%的身体。他们就这样挑起了彼此的欲望，一旁的收音机里还传出意味深长的歌词：

“如果有人喜欢你，毫无意义，除非她喜欢你到永远”

或者

“我愿意引导你去探索一切，得到你对我爱的回报。”

密歇根大学的一位女学生说：“没有人会说‘不’。”有如此多的人愿意发生性关系，而大学本科女生中仍有13是处女，这让人感到惊奇。在某些事例中，实际上，父母对子女性经验的缺乏感到忧虑。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婚前仍旧是处女。但是在这代人中，任何事情都有反常的一面。一个缺乏正常性欲的少女可能会落入青少年的一个新圈套中，奋力挣扎却不得脱身。她可能是——在许多社区极有可能是，一个毒瘾深重的瘾君子。

20世纪中叶，化学疗法在初期的发展是良性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现了磺胺类药物。接着有了盘尼西林（1943）、链霉素（1945）、可的松（1946）、促肾上腺皮质激素（1949）、土霉素和金霉素（1950）、索尔克氏疫苗（1955）、脊髓灰质炎疫苗（1960）以及镇静剂，这些药连同眠尔通和利眠宁一起把精神疾病平均的治愈时间缩短了一半。所有这些药物第一次面世就被人们被称作“灵药”。由于这些新药物的使用，一直以来困扰人们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有些病甚至被根治。1959年，医院开出了超过579吨的镇静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这种药物的需求量。就在20世纪60年代初，夏季的那几个月里，小儿麻痹症吓坏了患儿的父母；1952年发现了57000个病例。现在一切都成为了历史。

显露药物革命阴暗面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962年，8000名欧洲妇女服用一种叫“沙利度胺”的新型镇静剂后，生下四肢残缺的婴儿。多亏食品药物监管局的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博士，沙利度胺并未获得在美国广泛使用的许可。尽管如此，一些在调查目的名头下被误导服用这种蓝色药片的孕妇，还是生出了畸形婴儿。如果药物可以导致这个问题，那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美国人药柜里面的药品数量空前增加。医生现在每年开出价值约为20亿美元的处方药，其中包括新研发的巴比妥酸盐、安非他命、催眠药和抗抑郁药。除此之外，黑市规模巨大，日趋兴盛。每年安非他命，或者说是兴奋剂的生产量为80亿粒，其中一半都用于非法销售。外行常称此类兴奋药物和巴比妥酸盐为“软”毒品，把海洛因，吗啡和可卡因称为“硬”毒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药物学家认为老式毒品含有镇静剂相对确定，而新型毒品因其不确定性而更具危险性。一些毒品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为大众熟悉并且有了流行的别名，像是“蓝坚鸟”（阿米妥钠）、“红鸟”（速可眠）、“大黄蜂”（戊巴比妥钠）和“兴奋丸”（加安非他命的巴比妥酸盐）。

新合成药物中最常被人们讨论的是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非法的强力致幻药物。瑞士巴塞尔的桑道兹制药厂的艾伯特·霍夫曼于1938年最先发明了这种药物，但在当时该药并未获得人们的认可，在实验室里一躺就是5年，它的药性还等待着人们去发现。1943年4月，人们最终发现了它的价值。霍夫曼通过手指皮肤吸收了一些迷幻药，他开始产生幻觉。他的科学探索兴趣受到激发，于是特意服用了250毫克——相当于一粒盐大小的量。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药物带来的效果：“我闭上眼睛，看见很多颜色，世界不断地扭曲变形，各种奇幻的景象目不暇接……声音转化成了视觉感受，每一个声调和声音都会触发一幅与之相匹配的彩色图画，形态和颜色如同万花筒般变化多端。”简而言之，霍夫曼经历了一段奇幻之旅。

新泽西州神经与精神病研究所的汉弗莱·奥斯蒙德医生为LSD起了一个新名字。他将其称为“迷幻剂”，意思是“精神扩张”。60年代开始时，外界并不知道这种无色、无气味、无味道的药。后来哈佛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和理查德·阿尔珀特开始在他们的同事、一些作家、艺术家、教士和志愿囚犯身上做实验。利里和阿尔珀特于1963年被哈佛大学开除，但到那时，LSD已经小有名气。经历一次幻游或欲望被唤起，成为大学校园里的身份标志。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此深感不安，于是警告大学校长说，服用这种药物是一项“有害的和危险的行为”。桑道兹制药厂停止生产这种药物。密歇根州、新泽西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通过了相关法令，禁止生产任何形式的此类药物。但是禁令完全没用；服用该药的人仍然持续增加。

到1966年，LSD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毒品。即使是如隐士般与世隔绝的人也知道什么叫幻觉、神游和意识混乱。牧师和神父特意开会讨论如何将LSD用于宗教活动。迪斯科舞厅，还有美术馆和博物馆，这些场所放映的影片中的幻灯片和五光十色的闪烁灯光都很像服用LSD后产生的效果。虽然有些是编造的，但那些恐怖故事也可以用来吓唬那些意图体验幻游感觉的年轻人。据说有一个年轻人服用了过量的LSD后以燕式跳水的姿势突然跳到以时速70英里行驶的卡车前面。据说服食LSD的青少年会躺在地上，眼睛直视太阳，最后导致双目失明。这种说法最后被证明纯属无稽之谈。美联社证实，有一个年轻人到警局自首，说自己连续三天吸食LSD，并问警察；“我杀了我妻子吗？我强奸了谁吗？”随后他由于涉嫌谋杀了他的岳母而被起诉。

服用者描述自己吃药后感到沮丧，甚至想杀人，讲述自己又怎么变成了乌鸦或耶稣或是只有6英寸高的小人。深受此药困扰的父母们描述发生在他们孩子身上的事情：“我的儿子吸毒时，说他去了圣路易斯，因为那里是宇宙的中心。他遇到了希特勒和林肯。”又说：“我的儿子在圣诞节回来了。他看起来糟透了。他赤脚在雪中骑妹妹的自行车。邻居把小孩都叫到屋里去了。周围的人都很怕他。”

但是LSD的服用者——他们称之为酸剂，将幻游描述成一次喜悦欢脱的旅行。《纽约时代杂志》的一位供稿人写道：“当你坐在公共道路边的石头上，扔一粒药片进嘴里，你就可以听见脑中响起的各种美妙音乐，且能一直持续几小时，谁还需要爵士乐或者啤酒呢？一瓶盖的酸剂只要5美元，这样你就可以听见宇宙交响乐，里面有上帝的独自吟唱以及圣灵的鼓声。”

披头士乐队唱的那首《黄色潜水艇》，其实是幻游的委婉说法，还有另外一首带有LSD含义的歌曲叫作《草莓田》。小学生们回家时跟着《雅克兄弟》的曲调唱着歌，令他们的妈妈惊讶不已。歌词是：

大麻，大麻；

LSD，LSD；

大学生制造它，

高中生吸食它；

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有时，整个一代人都似乎在消费毒品。实际上，由自发服用药物和毒品引发的嬉皮士运动或反文化运动，最初的规模并不像后来看起来的那样声势浩大。它其实是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延续。60年代初，“垮掉的一代”中的代表人物搬到旧金山梣树岭。当时，一个名为“杰斐逊飞机”的乐团正在一个叫作“矩阵”的隐秘夜店表演迷幻摇滚乐。他们一伙人和“感恩而死”组合在拉翁达受到肯·凯西和他那帮“快活的恶作剧者”的热情款待。凯西的豪宅位于旧金山以南50英里外的森林里，这里是凯西和他的“恶作剧者”接待客人的地方，他请来宾们饮用掺有LSD的苦艾酒。也是在这里，凯西创作出了《有人飞过杜鹃窝》（1962）和《偶尔有个好想法》（1964）等歌曲。

“恶作剧者”一边听着嘈杂激烈的迷幻摇滚乐，一边用灯光和颜色做试验，穿各种奇特的衣服，最后这演变成了一种为美国各个社区甚至许多外国地区所熟知的生活方式。当时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流行。“飞机”和“死者”乐队的表演很少有人来看。大多数消费者还是喜欢查理·帕克爵士乐队。这些新兴音乐家用海报展示LSD幻游的视觉效果。然而，很少有人欣赏这些海报。刚开始，他们将这些精神扩张艺术的早期代表作品免费分发，随后又以每张1美元的价钱出售。《壁垒》杂志的编辑说这些印刷品“大多无法识别”，但等到1967年，这些原版海报中的一部分在旧金山最好的艺术画廊拍出了2000美元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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