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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穿越之灵台前的绢花（第1页）

一、服务站的木牌与温柔的双手

“安怀堂”殡葬服务站的木质门口总飘着淡淡的檀香，我攥着楼盘传单蹲在对面的老槐树下，看许静穿着素色棉麻工作服走过。她的袖口别着银质莲花徽章，在暖黄色壁灯的映照下泛着温润的光，双手捧着白色绢花轻放在灵台前——指尖带着消毒水味，却动作轻柔得像在触碰易碎的珍宝。服务站里没有刺眼的灯，只有几盏壁灯亮着，连空气都跟着放缓了节奏，偶尔传来她轻声说话的声音：“别怕，我帮您把头发理整齐”，轻得像落在水面的羽毛。

上周深夜，我路过服务站，撞见她对着手机发呆。屏幕里是个小女孩的语音，声音带着委屈：“妈妈，同学说你是‘送死人的’，都不跟我玩了”。她的手指反复摩挲着手机屏幕，嘴角抿成条紧绷的线，工作台下却压着张泛黄的《遗体整容师资格证》，证书边缘被摸得发毛，旁边放着瓶没开封的儿童发绳——粉粉的，带着小蝴蝶结，是给明天要送别的夭折孩子准备的。那天凌晨，我看见她在服务站里缝补件蓝色旗袍，针脚细密，嘴里还念叨着“张阿婆肯定喜欢”，后来才知道，是逝者女儿说找不到母亲想穿的旗袍，她连夜改了件。

帮服务站送传单时，我见过她在清洗化妆刷。刚结束一场“速食葬礼”，同行张老板来抢生意，嘲讽她：“花两小时整理遗容，不如我半小时签单赚得多，装什么清高”。她没反驳，只是用软布仔细擦拭刷毛，上面还沾着给逝者涂的淡粉色唇膏——怕家属看见亲人苍白的脸更难过。她的随身包里，永远装着薄荷糖（给哭到缺氧的家属含的）和记满“逝者心愿”的小本子，某页写着“王伯爱吃桂花糕，灵前记得放”，字迹温柔得像在写家书。

扫街时捡过她扔掉的报价单，用铅笔标着“给低保户王伯减2000元（他儿子在外地打工，凑钱不容易）”“拒绝给逝者用劣质寿衣（宁愿不赚这单钱）”。那天傍晚，我看见她给独居老人的灵前摆上桂花糕，是按家属嘱托买的，还热了热，说“阿婆爱吃热乎的”。这种“在殡葬行业里不逐利，却把每个逝者当亲人”的傻气，曾让我站在槐树下鼻尖发酸：原来有人把“送最后一程”当成使命，让冰冷的告别，也能带着温度。

后颈的麻意袭来时，我正靠在槐树上打盹，梦里全是绢花轻碰的声音。月光透过服务站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影子，像极了灵台前的白色绢花。

二、灵台前的荆棘与掌心的温度

再次睁开眼时，耳边传来急促的电话铃声。我猛地坐起来，发现自己趴在服务站的工作台上，手机屏幕亮着，显示“社区居委会”。接起电话，那边的声音带着焦急：“许师傅，您快来吧，李阿婆在家中离世了，她女儿在外地赶不回来，就信您”。挂了电话，我摸向脸颊，眼下的黑眼圈重得像涂了墨，昨晚给逝者化妆到凌晨，现在眼睛还发涩。衣柜里，件粉色的小学生校服还没洗，领口沾着点墨水——是女儿早上上学时穿的，出门前她还说“妈妈，别再去‘那种地方’了”，声音里带着委屈，像根针扎在心上。

我这才惊觉，自己变成了许静。

梳妆台的镜子前，摆着三样“生存道具”：女儿的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妈妈是英雄”，是她偷偷贴的，边角有点卷；《殡葬服务规范》，第3条被红笔圈着：“尊重逝者意愿，拒绝‘流水线式’服务”；还有张同行张老板的“恶意报价单”，上面写着“低价签单，后续加钱”，是昨天从服务站门口捡的。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手指还在微微发抖——上次给夭折的小乐乐整理遗容，孩子妈妈哭着说“谢谢你让她像睡着一样好看”，可转头就听见邻居议论“离她远点，晦气”，那些话像冷风似的，吹得人心里发寒。

凌晨4点半，我提着工具箱赶往李阿婆家中。老人住在老小区的顶楼，没有电梯，我爬楼梯时，工具箱里的化妆刷轻轻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打开门，一股淡淡的旧居味扑面而来，李阿婆躺在藤椅上，双手交叠放在腿上，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衫，眼睛闭着，像睡着了一样。我轻声说“阿婆，我来了”，然后拿出温水和软毛巾，一点点给她擦拭脸颊——动作轻得怕碰疼她，指甲剪得短短的，怕刮到老人的皮肤。刚把她的银发梳整齐，门突然被推开，张老板闯了进来，手里拿着套廉价寿衣：“家属呢？我这寿衣比她这便宜一半，签单还送花圈！”

我下意识挡在李阿婆身前，声音有点发颤却很坚定：“李阿婆的女儿说了，要给阿婆穿她最爱的蓝色旗袍，我已经帮着改好了。您要是想做生意，就去尊重逝者的地方，这里不欢迎‘随便应付’的服务。”他的脸涨得通红，骂骂咧咧地走了，临走时还撂下句“你等着”。我摸着李阿婆冰冷的手，突然想起去年母亲离世时的场景——也是我亲手给她整理遗容，那时才明白，“送最后一程”不是“晦气”，是给生者留念想，给逝者留体面，就像给生命画下一个温柔的句点。

上午10点，李阿婆的女儿赶来了，一进门就哭倒在灵前：“妈，我来晚了……”她哭到缺氧，我赶紧从包里掏出薄荷糖，剥了颗递给她：“含着吧，能舒服点”。她含着糖，慢慢平静下来，看见灵前的蓝色旗袍，突然握住我的手：“谢谢您，我妈生前最爱的就是这件，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没想到您……”眼泪又掉了下来，却带着点慰藉。我拍了拍她的手背，像在安慰朋友：“阿婆穿着好看，走得也体面。”

中午回服务站的路上，女儿的老师发来消息：“许女士，您女儿今天在学校哭了，说同学骂她‘有个送死人的妈妈’”。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瞬间泛白，眼泪差点掉下来——上周开家长会，我刚走进教室，就有家长悄悄说“离她远点，别沾了晦气”，女儿当时就红了眼眶，却没敢告诉我。回到服务站，刚把蓝色旗袍挂好，丈夫的电话打了过来，声音带着疲惫：“要不你别干了，我多打份工，也不想女儿受委屈”。

我看着灵台前的白色绢花，突然想起昨天送别张阿婆时，她女儿说的话：“我妈走的时候笑着呢，谢谢您让她穿得漂漂亮亮的”。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像暖光一样照进心里。我深吸一口气，对着电话说：“我没做错，这行总得有人做。我想让每个逝者都有尊严，也想让女儿知道，妈妈的工作是在做有意义的事——不是‘送死人’，是帮大家好好告别。”

下午，我给夭折的小乐乐整理遗容。孩子只有3岁，因为白血病离开，她妈妈哭到瘫坐在地上，手里攥着半根没吃完的棒棒糖。我拿出准备好的粉色发绳，轻轻给乐乐扎了个小小的羊角辫，又把棒棒糖放在她手边，声音轻得像在哄睡觉：“乐乐乖，带着糖，路上就不孤单了”。她妈妈突然抱住我，哭得浑身发抖：“谢谢您，还想着她爱吃糖，我都忘了……”我拍着她的背，口袋里的薄荷糖硌着掌心，突然觉得，自己的双手不是“晦气的”，是能给人安慰的。

傍晚收拾工具时，张老板又来闹事，在服务站门口喊：“许静，你断我财路，我让你做不成生意！”邻居们围过来看热闹，有人说“她就是太傻，有钱不赚”，却也有人站出来——是上次帮着送别父亲的阿姨，她举着个相框，声音响亮：“许师傅帮我送走了我爸，一分钱没多要，还帮着找我爸想穿的中山装，她是好人！”越来越多的人跟着附和，张老板骂了几句，灰溜溜地走了。我看着围过来的邻居，手里的化妆刷还没放下，突然明白，自己的坚持没白费——总有人能懂，“最后一程”的温度，比赚钱更重要。

后颈的麻意袭来时，我正把女儿的照片贴在胸口。服务站的壁灯亮着，灵台前的白色绢花轻轻晃动，像在点头。我突然明白，自己守的不只是服务站，是每个生命最后的体面，是每个家庭与亲人告别的温柔仪式——哪怕被误解，哪怕受委屈，只要能让告别少点遗憾，就值得。

三、绢花外的暖阳

再次醒来时，身上还带着淡淡的檀香。我摸了摸指尖，没有消毒水的味道，只有传单边缘割出的细小伤口。手机在裤兜里震动，是林小满发来的：“许静姐火了！有人拍了她给逝者整理遗容的视频，大家都夸她温柔又专业，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去给她女儿道歉呢！”

跑到“安怀堂”门口，看见许静正陪着个小女孩玩，是她的女儿，手里拿着那瓶粉色发绳，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李阿婆的女儿提着袋水果走过来，笑着说：“许师傅，我妈走得体面，谢谢您，以后有需要您的地方，您尽管说”。张老板也在旁边，手里拿着份道歉信，脸涨得通红：“之前是我不对，以后我也向您学习，好好做服务”。

“小伙子，发传单呢？”许静看见我，笑着挥挥手。她的素色工作服还是那么干净，袖口的莲花徽章闪着光。“我女儿的同学都跟她玩了，”她指着身边的小女孩，“还有人说想跟我学整理遗容，说这是有意义的事。”服务站的门口，摆着好几盆白色绢花，是家属送的，上面贴着小纸条：“谢谢许师傅，让告别有了温度”。

风卷着传单的边角，哗啦啦地响，像在应和服务站里的轻声细语。我咬了口热乎的包子，突然明白许静灵台前的秘密——那些白色绢花不只是装饰，是她把对生命的敬畏，缝进了每一次整理遗容的动作里，把温柔的告别，藏在了每一句轻声安慰里。就像她袖口的莲花徽章，看似普通，却承载着对逝者的尊重；就像她的双手，看似平凡，却能抚平悲伤，给冰冷的告别，添上最温暖的底色。

明天我还要来给许静姐送些新的传单，她昨天说“想多帮些有需要的人，让更多人知道，告别也能很温柔”。顺便问问她，女儿的小发绳，是不是已经给更多“小天使”用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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