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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1991年，春节前后的“民工cháo”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客流高峰迅速出现，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几千人流浪街头。广州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迅速恶化。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越来越多，数以百计的拉客仔将人哄骗上车然后将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脚帮”和“丢钱帮”就是那时兴起的。

“喂，小子，你踩我脚了。”一个人故意往你的拉竿箱上踢一下，然后对你这么说。在这一刻，你的机智和应变能力会受到考验。

你有三种选择，一，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前走，二，大吼一声滚蛋，三，低三下四的道歉。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导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围，包围之后就是敲诈和勒索。

“丢钱帮”属于一种低劣的骗术，利用人贪财的心理，很容易被识破，值得一提的是，广州火车站附近的骗子在恼羞成怒之后会实施抢劫，也就是说，这是一群伪装成骗子的劫匪。

随着警方的打击，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辟蹊径，“湖南帮”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钞和假车票。以四川人张凯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始拐卖和强迫妇女卖y，他们在广州火车站四处寻找那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子，以介绍工作为由，骗上车将其拐卖。广东陆丰县一个以手y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买了一个媳妇，多年后，当地警方将那女子从一个封闭的石头屋子里解救出来时发现，女子已经精神失常。

91年，内地的“发廊”还被称为“理发店”，而在广州就出现了不洗头的“洗头房”，还有很多小旅馆，旅馆设施非常简单，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而是提供卖y的。

92年，东北人周伟，纠集46名老乡，也开始介入到拐卖妇女的犯罪中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广州当地烂仔，结伙在广州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

从此，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

93年，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广东中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就是你的朋友。”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

“那……”

“就有几张破纸，是一份学术论文。”

“好，你等我二十分钟。”

“恩，请你喝酒。”

95年，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被称为“黑衣党”。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如果是在白天，他们就蒙面抢劫。

97年，以三文钱为首的“丐帮”悄然兴起。

98年，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以“河南帮”居多。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又以“砍手帮”臭名昭著。

99年，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she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各种犯罪行为的聚集，使广州火车站一度有了一条200多米的“惊心路”。

西广场通道人行天桥的二层平台上，每天都有十几名男女或坐或卧，他们大多神色萎靡，衣衫褴褛，深陷的眼窝中流露出冷漠的神色，一个三十岁的人看上去象五十岁，一名面色发青的男子，朝天撅着屁股，褪下的裤子都懒得提上去，他刚刚在自己的腿股上注she了用水稀释的白粉，裤子还没提起来就把眼睛闭上了。这里是火车站附近吸毒者的栖息地，他们正大光明的吸毒，为了搞到毒资就在天桥上向过往旅客偷、抢和敲诈。离天桥不远处，火车站雇佣的保安手握一根棍子，紧紧盯着天桥上的“瘾君子”们，他的职责除了看管寄放在这里的摩托车和自行车外，最重要的就是阻止“瘾君子”下到这里来，如果他们要是下来，他就拿棍子打他们。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湖南人，负责站西路一带；“汕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cháo州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老四帮”，四川人，负责糙暖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5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东北帮”逐渐控制了广州火车站的拉客市场，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的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他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又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

2000年，以邹光龙为首的广州“背包党”出现。

据广东电视台《社会纵横》调查报道，有近1000名从事“拉客住宿”的成员活跃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他们分成20个队，每队由一名队长分管50人。

“背包党”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假证件，整日游荡在广州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流花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地来穗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随着队伍的壮大，“背包党”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在广州火车站，曾经有多次群殴事件，几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数次发生冲突，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邹光龙名声渐响，成为广州火车站的黑帮老大，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他开始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向各帮派收取保护费，甚至一个水果摊一个电话亭都不放过。

直到一年以后，广东省委领导三度微服探访广州火车站，要求“重典治乱”，广州火车站进驻大批核枪实弹的武警，开展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行动，邹光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这次“严打”中被摧毁，邹光龙被判死缓。

2000年10月19日，邹光龙的两个马仔率领几十名打手向火车站周边的店铺收取保护费，众多店铺对黑恶势力往往委曲求全，甚至有店铺老板主动寻求保护，在登峰街有一家卖叫花鸡的富贵菜馆拒绝交保护费，马仔令手下将桌椅板凳及门窗等砸得稀烂后扬长而去，临走前威胁说如果晚上不交钱就再砸一次。

当天晚上，四个人在一片狼籍的店内点着蜡烛商议对策，他们是三文钱、大怪、寒少爷、高飞。

三文钱说，“这事，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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