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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重要制度（第6页）

一条鞭法的内容

一条鞭法改革主要是役法改革，也涉及田赋。明代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其中以里甲为主干，以户为基本单位，户又按丁粮多寡分为三等九则，作为编征差徭的依据。丁指十六至六十岁的合龄男丁，粮指田赋。粮之多寡取决于地亩，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亩税。这种徭役制的实行，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及地权相对稳定为条件。明中叶后，土地兼并剧烈，地权高度集中，加以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农民逃徙，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针对这种现象，不少人提出改革措施，国家从保证赋役出发，遂逐渐把编征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作用的上升，也为这一变革创造了条件。

一条鞭法出现的意义

改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编审单位由里甲扩大为州县，对里别之间民户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一定调节作用，使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缓解，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初为保证赋役征发而制定的粮长制和里甲制，对人户实行严格控制，严重限制了人民的行动自由。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

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明代一条鞭法未能认真贯彻执行。在已实行的地区，有的地方官府仍逼使农民从事各种徭役；有的额外加赋，条鞭之外更立小条鞭，火耗之外复加秤头；更严重的是借一条鞭法实行加赋，有的地区条鞭原额每亩税银五分，崇祯年间为了抗击清军有的加至一钱以上。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南方。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并建都于此，改名为南京。此时朱元璋还有向北迁都的打算，不过他理想中的京师是开封，所以暂且将开封府称北京。但后来，朱元璋乐不思蜀，渐渐淡去了迁都开封的念头，遂去掉开封的“北京”称号，改“南京”为“京师”。

燕王朱棣在朱元璋去世后从北平发动靖难之役，攻占京师，夺取帝位，初时也定都南京。此时蒙古族的残余势力还在北方威胁着大明王朝的社稷安危，而北平“地势雄伟，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均”，若迁都于此，即可以抵御蒙古贵族的威胁，又可以占据有利地形，控制南方各地。朱棣继位后于永乐元年改北平为北京，并大规模修筑北京城，做迁都的准备。

年，明朝迁都北京，并改北京为京师，同时复原南京的名号。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出于种种原因，仍然保留了南京的都城地位，并保留了一套中央机构。南京和京师一样，设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官员的级别也和京师相同。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南京所在府为应天府，合称二京府。

不过，南京各机构设员较少，管辖范围也仅限于南京。虽品级与北京各官相同，权力却大大不如。时人均把南京官视为闲职，官员由北京调往南京，也往往是一种贬斥。明中期以后，党争激化，在北京失意的官员多集中在南京。一时之间，南京顿时成为反对派的大本营。于是便出现了对立的两党各据一京，互相贬斥，针锋相对的情况。

南北两京商业的发展，有相当的差异。南京地处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手工业商业有着长久的传统和优越的发展条件，商品经济的水平历来高于北方城市。而北京地处内地农业区的北境，明朝建国后，与北边的蒙古连年作战，西北的商业通道也被阻塞，只有南方一条经济孔道与内地各省往来，依靠大运河输送粮食及其他物资。

南北两京的体制，以南京控制南方财赋，以北京控制北方边防，这不仅有其政治上的意义，也在经济上会构成一条联结南北的连锁轴线。这是和当时全国商业市场结构相符的，南北纵向的商业贸易联系成为明朝商业的特征。

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制度及国家机构，是满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使女真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后金奴隶制政权机构的设置，使女真社会成员全部纳入八旗军政合一的机构管辖之下。

八旗制的历史

八旗的军事组织制度，是由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所制定。努尔哈赤起初将自己的军队分编为四旗，各旗以纯色作区分，分别是：黄红蓝白的正四旗。随军队壮大，四年后又增设四旗，并在原纯色周围嵌上其它颜色，称为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合称八旗满洲。

八旗的形成

明万历十九年（公元9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诸部，伴随统一战争的进行，归服的人口日众，先前那种只凭血缘关系的军事与生产组织，已不能适应统一战争的需要了。于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下，八旗制度便应运产生了。《满文老档》中记载如下：“聪睿恭敬汗将收集众多之国人，尽行清点，均匀排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牛录设额真一人牛录额真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村拨什库四人。将三百男丁以四章京之分编塔坦，无论做何事，往何地，四塔坦的人按班轮值，其同工同差同行走。”

随着统一战争的不断扩大，牛录编设的增多，为适应多兵力大规模作战统一指挥的需要，努尔哈赤将五牛录组成一个甲喇，在由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即旗。并以八种不同形式的旗帜作为标志，行军战斗；生产劳动；行政管理均为一个固定单位。旗是八旗制度中的最高组织形式，也是最大的军事编制。

八旗方位

清代的八旗军，包括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在行军驻营时所居的位置是固定的。据说是依“五行相克”说制订的。在《八旗通志》中有如下的记载：“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师，或夜行黑色难辩，故以蓝代之。”

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东方属木，颜色为青，木能克土；南方属火，颜色为赤，火能生土克金；西方属金，颜色为白，金能生水克木；北方属水，颜色为黑，水能生木克火；中央属土，颜色为黄，土能生金克水。从五行所属的颜色和五行相克的角度讲，八旗所处的方位恰恰与五行相克的方位是一致的：两黄旗属土，土能克水，所以在北方；两红旗属火，火能克金，所以两红旗位于西方；两白旗属金，金能克木，所以两白旗位于东方；两蓝旗属水，水能克火，所以两蓝旗位于南方。

盛世的旗人精神与八旗的衰亡

清朝前期，在太祖太宗时代，经过战争的洗礼，一般旗人都有较强的进取精神，他们自重自尊自强，形成了良好的民族责任感。这种可贵的旗人精神构成了一代王朝盛世统治民族最基本的条件和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这是满族崛起和入主中原的关键，也是满族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创造辉煌的动力。

满族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民族，清朝盛世的旗人精神主要表现在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广大旗人，在清朝初期都有比较强烈的民族进取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为国捐躯的奉献精神。作为中华大家庭中的一个小民族，能成为一个时代统治东方大国的核心力量，并能团结其他民族，造就一个王朝盛世，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旗人当时的“文不爱财，武不惜死”的奉献精神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原因。特别是那时宗室贵族，哪怕是皇子皇孙也都讲究建功立业，从小就跟随父兄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他们一心为国的责任感和带头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鼓舞了八旗兵丁。

摊丁入亩是清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此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客观上是对最底层农民人身控制的放松。

土地兼并催生“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清统治者用以缓和土地兼并的一项政策。早在满清入关之初，他们的皇室贵戚和大大小小的官吏就疯狂地圈占汉人土地，土地兼并由此一发而不可遏止。后来随着地主经济的复苏，他们对土地的兼并更加狂妄之极。或购买或奏讨或投献，手段多种多样。土地集中已达无可复加的地步，于是农村里分化出大批无业光丁。

封建国家征收赋役的原则是以土地和人口为依据的，人口大量流亡势必引起丁役负担不均。人丁逃亡和丁役不均又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危及到清政府的统治。因为“丁额无定，丁银难征”造成不少的钱粮亏空。从康熙五十年到雍正四年之间，大多数省份，百年积欠钱粮都达几十万至几百万。丁役负担沉重地压在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当时结成党类围攻城府的事件时有发生。

“摊丁入亩”以后的情况

摊丁入亩以后，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中自然有生产力发展的惯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生产力的发展，“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而不是质的飞跃。农业上只是耕地面积和劳动力的增加，这正好说明农村控制了比以前更多的人口。手工业上只是工艺和专业化方面的某些改进。作为生产力诸因素中较重要的一环生产工具却没较大突破。可见这时生产力的发展是十分有限的。

摊丁入亩对土地兼并的抑制，使大量自耕农生存下来，为清朝的统治注入了强心剂。自耕农对封建制度有很大的适应力，对资本主义关系有较大的排斥性。自耕农是封建政权各种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其数量的增长对封建国家政权起了稳固的作用。摊丁入亩后，农民的赋役负担大致普遍均衡起来，人为地阻碍了小生产者的分化。而这些被置于相同处境上的农民，其生活是相当痛苦的。

摊丁入亩对丁徭的取消助长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急增不但不能反映生产力的提高，反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为生产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就必然造成大多数人口忙于生活消费资料的生产，农产品中的商品部分就必然降低。

当然，摊丁入亩作为一项地主阶级的改良措施，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浙江《嘉兴府志》评价说：“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从康熙五十年到光绪九年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摊丁入亩”在遇到各种非议和斗争之后，还是最终推行于天下，想必于统治阶级说来是得利无穷的。

◆尧帝像

◆壁画艺术中宁静的尧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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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禅让新探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在《古史辨》第七册中指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激，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这是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事实上，尧舜禅让并不像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大公无私，而是在禅让之前，经过了惨烈的权力争夺战，最后由胜出者掌握了政权。

据说，当帝位的继承问题真正提上议程之后，尧帝的儿子丹朱自然也不愿意放弃机会。当儿子和女婿都想得到首领的位子时，尧帝最终没有过了血缘这一关，明确支持儿子丹朱。在此情形下，舜无法真正通过禅让方式继承首领的位子，于是发动一场“政变”，把尧帝幽禁深宫，把丹朱也囚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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