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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政治制度与确立政治自由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第5页）

最初，国王掌管着司法权，后来交给了执政官[445]，再后来交给了司法官。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不再执掌民事审判权，极少数的民事案件被称为非常案件[446]，而执政官也只审理这样的民事案件[447]，别的案件都不再审理。执政官的职责只是任命法官、组织法庭负责审理案件。罗马人好像从罗马259年[448]开始就习惯这种做法了，这一点可以从迪奥尼西奥斯·哈瑞凯纳斯的著作中得知，其著作中记载了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的演说[449]。说它起源于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时代，也谈不上太遥远。

为了为每一个案件选取充足的法官，裁判官每年都要提交一份写着他选出的在他任职期间担任法官的人选的名册[450]或表格，这种做法与现在的英国差不多。由于法官是裁判官从当事各方都同意的人选中挑选的[451]，所以这种做法对自由非常有益[452]。现在英国的做法与当年的罗马的做法殊途同归，它可以要求诉讼中的很多人回避。

这些法官仅仅对诸如某笔款项是不是已经偿还、某个行为是不是已经做成等事实进行审讯[453]。那些与权力有关的问题[454]都必须提交百人法官团进行审理[455]，因为这些问题必须具有一定的能力才能处理。

国王们保留了审理刑事案件的权力，后来这项权力传承给了执政官们。这项权力超越了一定的限度，正是依靠这项权力，执政官布鲁图把他的儿子和那些向塔尔昆效命的秘密谋划者处死了。执政官们不仅掌握了军事权，还在城市的民事事务上行使这项权力。他们的审讯其实就是一种粗鲁的行为，而不是审判行为，因为其审讯方法根本不具备法律形式。

瓦雷烈法就是这样产生的。瓦雷烈法规定，任何对公民生命有危险的执政官法令都应该交给人民审议。执政官不能宣判任何一个罗马公民极刑，除非有人民意愿作为依据[456]。

我们知道，塔尔昆密谋了两次复辟行动，第一次的时候，执政官布鲁图对罪犯判了刑；第二次时，他则召集元老院和人民议会对罪犯进行审判[457]。

神圣的法律为平民设置了保民官，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官员比较有理想。当平民提出要求时，他们肆无忌惮地做坏事；当元老院对其许下诺言时，他们轻车熟路、降低身份去迁就，究竟是前者占主要还是后者占主要呢？实在是不了解。瓦雷烈法准许人民审议，这个人民包括元老院成员、贵族和平民。平民则要求应该提请他们进行审议。没过多长时间，平民是不是应该审讯贵族这一问题就出现了，而且，一场争论由此引发。这场争论是由科里奥兰案件产生的，后来这个案件结束后，争论也就结束了。保民官们把科里奥兰告到人民面前，而他则公开宣布只能由执政官来审讯他，完全不顾瓦雷烈法的精神。平民则宣称只能由他们单独审讯科里奥兰，也把瓦雷烈法抛到了一边。而且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真的审讯了科里奥兰。

这种情况由十二铜表法发生了改变。十二铜表法规定，只有百人团人民会议[458]才能审理那些与公民生命相关的案件，从那以后，只有那些课处罚金的罪行才能由平民或按照部落划分的人民会议审理。极刑只有按照法律才能判处，而只要按照平民法就可以判处课处罚金。

十二铜表法的这种规定对平民和元老院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恰当的调解，是十分有智慧的。平民和元老院必须共同协调合作才行，因为他们的职能是由刑罚的轻重和罪行的性质决定的。

瓦雷烈法废除了罗马政体中关于英雄时代希腊各君王政体的所有残留事物。执政官推动了惩治犯罪的权力。一切罪行必须划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与公民和公民的关系相关的；一是与国家和公民关系中的国家相关的。虽然它们都涉及公众，但第一种情况称为私罪，第二种情况称为公罪。公罪由人民亲自进行审理，私罪则由人民通过一个特别委员会任命的检察官进行审理。这个检察官往往是一位官员，有时也许是人民从普通百姓中挑选出来的，十二铜表法说起过这个职务[459]，它叫重罪检察官。

这种审判是通过法庭进行的，法庭则是由主任法官通过抽签选出许多法官组成的，而主任法官则是由那位检察官任命的[460]。

为了更好地了解在这件事情上各种权力是怎样相互制衡的，我们必须知道，元老院也参与检察官的任命。有的时候元老院会命令保民官召集人民开会，在会议上任命一位裁判官[461]，有的时候则会挑选一个独裁官执行裁判官的职务[462]。另外，从狄特·李维的《罗马编年史》所记述的卢西乌斯·西庇阿案件我们可以看到[463]，有的时候，人民会任命一个官员，让他就某一罪行向元老院提出任命一位裁判官的请求。

上面所提到的各种职务的一部分在罗马604年[464]成为常设职务[465]。慢慢地，一切刑事案件都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统称为长久问题。后来又设立了许多审判官，长久问题中的某一类问题则由某一审判官负责管理。在一年之中，这些审判官拥有审理各自管辖的案件的权力，他们在一年之后担任行省长官的职务。

在迦太基，那些终身任职的法官组成了百人元老院[466]。但是在罗马，法官的身份只在审理案子的时候才具备，所以那里的法官任期还不到一年，而审判官的任期只有一年。这种制度在一些政体中对自由非常有益，这一点读者在本书的第六章已经看到了。

在格拉古兄弟还没执政的时候，法官都是从元老等级中选出来的，提比略·格拉古命令法官选自骑士等级。这位执政官曾炫耀说，元老等级的神经被他一个法律提案就摧垮了，由此可见这个变化多么大。

我们理应知道，三种权力从它们与政制自由的关系上来说，完全可以分配得很好，不过从它们与公民自由的关系上来讲，却无法分配得太好。罗马人民的权力非常大，不仅拥有大部分的立法权，还拥有部分行政权和司法权，因此，必须用另一种权力与之相互制约才行。尽管元老院拥有大部分的行政权和一些立法权[467]，但是，这些权力并不能让它与人民相匹敌。部分司法权理应归元老院所有，不过，当从元老院成员中遴选出法官的时候，一部分立法权也就真的归元老院所有了。元老院的司法权[468]被格拉古兄弟夺取后，它便再也没有能力与人民抗衡了。为了政制自由，他们损害了公民自由，然而，当他们失去政制自由时，同时也就失去了公民自由。

这样一来，数不胜数的缺陷也就产生了。当内乱频发，根本谈不上什么政制的时候，政制就发生了改变。过去骑士是政制的链条，连接着人民与元老院，当他们不再是二者之间的中间等级时，这个链条就断了。为了防止骑士掌握审判权，还可以使用一些特殊的理由。骑士应该是士兵，而他们必须有很多财产为自己的行为做担保才能去当兵，正是在这项原则的基础上，才建立了罗马政制。骑士是最富裕的人，罗马的骑兵军团正是由他们组成的。如果他们的地位得到提升，他们就不愿意再在这个部队服役了。如此一来，就必须再征召一支骑兵。马略招入骑兵军团的人可谓是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因此共和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469]。

另外，骑士极为贪婪，身为共和国的包税人，他们使苦难更加苦难，一而再、再而三地增加公共开支。这样的人根本不能拥有司法权，而且还应该让法官一直监督着他们。

法兰西的古法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值得称赞。从一些条款上看出，古法对公务人员极为不信任，其程度可以与对敌人的不信任相比。在罗马，美德、治理、官职和官员在包税人拥有审判权后全部消失殆尽了。

我们可以从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和狄奥的作品的部分内容中读到一些直率真实的叙述。狄奥多罗斯写道[470]：“穆基乌斯·斯卡沃拉[471]生活简朴清廉，只依靠自己的财产生活，以期恢复古代的习俗。各个行省里不断地发生这样、那样的罪行，因为他的前任们与包税人相互勾结，当时的包税人掌握着罗马的审判权。然而，包税人受到了斯卡沃拉的惩治，他还把那些置人于冤狱的人关进了监狱。”

狄奥[472]说：“骑士同样厌恶他的副手普布里乌斯·鲁迪留斯，他一回国，就被判处罚款，因为有人控告他收受贿赂。他听到后马上卖掉了所有家产。后来他把家产所有权的证书拿了出来，大家才知道他的家产比被指控的非法所得少多了，于是他才得以平反昭雪。从此，他不愿再与那些人在同一个城市里生活了。”

狄奥多罗斯又说[473]：“在西西里，意大利人购买了很多奴隶，他们不给这些奴隶供应食物，却让他们种地和放牧。这些奴隶可怜极了，他们身穿兽皮，手执长矛和棍棒，带着狼狗跑到大路上去抢劫实属无奈之举。西西里的人不知道哪些东西还属于自己，除了城市里面的东西，整个西西里都被践踏。这些奴隶都是骑士，而罗马的骑士掌握着审判权[474]，所以，任何总督或裁判官都没有胆量去惩罚这些奴隶，不能也不愿制止动乱。”然而，奴隶战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发生的。假如一种职业实在冷漠苛刻、没有一点儿人情味，让穷人更穷，让富人也变穷；假如一种职业自私自利，只是一味地索要而从来不付出，那么，这种职业在罗马就不应该拥有审判权，我只想说这么一句。

第十九节罗马各个行省的政体

在罗马，三种权力就是这样分配的，不过在每个行省内却截然不同。也可以说，中央存在着自由，边疆施行着暴政。

当时，罗马还仅仅统治着意大利，遵照所有共和国的法律，并把其他地方的人民当成联盟者进行管理。然而，后来罗马向更远的地方扩张，这个时候，元老院无法直接监督每个行省了，帝国也无法受到生活在罗马的官员的治理，因此，他们只得往那些地方派遣总督和行政长官。三种权力的统一分配就这样被打破了。各行省的官员独揽了罗马官员的权力、元老院的权力甚至人民的权力[475]，总之是大权在握，掌握着罗马的各种权力。这种专制官员，在他们所在的边远地区任职是非常合适的。说白了，他们就是共和国里的帕夏[476]，三种权力都由他们行使。

事物的性质决定这些人在共和国里属于文武兼职，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477]。所以共和国在进行征服时，在被征服地方不可能推行共和政体，对于国家的治理也不可能按照共和政体的模式。事实上，在这些官吏被派去的地方，缺少了他们，便没有人能够制定法律，所以这些官员不仅拥有行政权、民事权和军事权，肯定还拥有立法权。由于没有任何人略过他们而单独进行审判，所以他们还必然拥有司法权。因此，三种权力在这些官员被派遣的地方，都属于这些官员，罗马各个行省的省督就是这样。

由于在君主国家中，被派出的官员有的掌握着民事执行权，有的掌握着军事执行权，这样一来就不会导致专制主义，所以在那里推行君主政体是不难的。

罗马的公民拥有一项能导致严重后果的特权，即他们只受人民的审判。假如他们失去了这项特权，那些在罗马各行省生活的公民就会受到省督或行政长官的独裁权力的制约。城市公民对这种暴政一点儿感觉也没有，它只是在被征服民族中施行。

正因为如此，在罗马，奴隶受到极大的奴役，而自由民则拥有极大的自由，就像斯巴达一样。

当初，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是根据财富的多少对公民进行划分的，他把所有公民划分为六等，每个公民应该交纳多少税，则是按照他们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大小而定。罗马采用的正是他的办法，对公民的税收十分公正。这样做必然导致名声低下的人交税少，他们感到非常高兴；而名声高的人则交税多，他们因此而连连叫苦。

因为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的等级划分是政体的基本原则，如果税收不再公平，那么政体的基本原则也就没有了，所以税收的公平必然与政体的基本原则紧密相连。

然而，罗马则可以不用纳税或者比较容易地纳税[478]，共和国的税收都被各个行省的骑士们包揽了，于是这些骑士必然会不断地折腾，各个行省被他们搞得痛苦不堪。他们剥削百姓的各种恶劣行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史书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

米特里达提[479]说[480]：“整个亚洲的人们因为省督们的剥削[481]、公职人员的敲诈和审判中的欺骗对罗马产生了很大的仇恨情绪[482]，他们都盼望着我去解救他们。”

正因如此，共和国的实力不但没有因各个行省的实力而增强，反而有所减弱。正因如此，各个行省都觉得，当罗马失去自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自由时代。

第二十节本章总结

我一直想要探究的是，三种权力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宽和政体中是怎样分配的，并根据这个来推算，各类政体可以享受的自由处于哪种程度。然而，我应该给读者留下进一步研究的空间，而不应把这个题目独揽下来。引发思索才是最重要的，阅读则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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