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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诸人对于《说文》，都不过把《说文》当作一部最重要的古辞典，与《广雅》《释名》等书同有参考佐证的价值。阮元纂辑《经籍纂诂》，更把一切古训诂都搜集排列，看作有同等的参考作用。

搜集古训诂来作治古书的根据，这是清儒的一个基本方法。迷信《说文》固是可笑；但轻视古训诂而空谈义理，更是可笑了。方东树最爱谈义理，但他自己实在不曾明白他所谓“义理”是什么东西。义理应该分两层说：一是古经的意义，一是后人的见解。

清代学者略有点历史的眼光，故能指出宋儒用主观见解来说古经的毛病。我们也应该认清楚：治古书是要依据古训诂的；古训诂有不完全之处，我们应该用精密的归纳比较，求出古书的意义。

我们不可认后人的主观见解为古书的义理。方东树的根本毛病即在于误认宋儒的义理为“直与孔曾思孟无二”。这种完全缺乏历史眼光的成见是不配批评清儒的方法的。

其实，方东树最痛恨的还是清儒（尤其是戴学）对于理学的态度。清学反抗宋明的“心学”“理学”；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屡引戴震的话，排斥传心之学；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里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话是出于“道经”，更动摇了心学的根据与权威。方东树大抱不平，发为驳论道：

夫所恶于禅学即心是道者，谓其专事明心，断知见，绝义理，用心如墙壁，以徼幸于一旦之洒然证悟。若夫圣人之教，兢业以持心，又精择明善以要于执中，尚有何病？……愚尝反复究思之，无论伪古文足信与否，……只此二语即出于巷说里谚，亦当平心审谛，断然信其精粹无疵，不诡于道，足以质古圣而无疑。

这是何等坚强的信仰！这样盲目的信仰往往能阻碍他对于反对派的了解。例如他说：

大抵考证家用心尚粗粗，故不喜言心，言性，言理，言道。又会有禅学心学之歧，为其藉口。此中是非杂糅，如油著面，本不易明。戴氏（震）、顾氏（炎武）以言心为堕禅，论虽灭裂，犹实有其害。近汉学家以致知穷理为堕禅，则直是乱道。不知禅之失政在不求心穷理，而禅之妙亦政在不许求心穷理。才一求心穷理，便非禅。……今汉学家咎程朱以言心言理堕禅，岂知程朱是深知禅之害在不致知穷理，故以致知穷理破彼学而正吾学之趋耶？

说考证家“用心尚粗粗，故不喜言心”，这真是冤枉。考证家最肯用心而不高兴言心；普通的理学家却是天天言心而不肯用心。方氏又说汉学家以致知穷理为堕禅，这话也有点冤枉。

汉学家不但不反对致知穷理，并且正是实行致知穷理。不过他们要致的不是那不学而知的良知，要穷的也不是那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

最冤枉的是方东树说“汉学家厉禁言理”。这几乎是无的放矢的议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说“理”字最多，何尝厉禁言理？不过戴氏谈的理不合方氏的脾胃，故方氏说此书“轇轕乖违，毫无当处”（中之上，二十四）。

《汉学商兑》里驳戴震论“理”的话凡有四条。戴震批评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之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又说：“古圣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方氏驳道：

按程朱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乃为合乎天理，其义至精至正至明；何谓以意见杀人？如戴氏所申，当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则彼民之情，彼民之欲，非彼之意见乎？

夫以在我之意见不出于私合乎天理者不可信，而信彼民之情、之欲，当一切体之、遂之，是为得理；罔气乱道，但取与程朱为难而不顾，此为大乱之道也。

戴震根本上反对天理与人欲的分别，所以说“情之至于纤悉无遗憾，是为理”，方东树根本上不能了解此说，所以驳道：

程朱所严辨理欲，指人主及学人之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

我们看这两段，便可知方氏全不懂得戴学的宗旨。戴氏说理只是事物的条理；而穷理只是扩充心知之明，至于辨察事情，纤悉无遗憾。为要做到这种求理的本领，我们不能不打破那相传的理说，不能不推翻那个“得于天而具于心”的囫囵的理。

因为人若误认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便容易误认自己的私见为天理。所以戴学要人放弃那笼统的，现成的理，去求那区别的，不易寻求的条理。戴学的第一要义在于教人知道“理”是难知的，不是人人可以随便乱说的。

至于理欲之辨，诚如方氏之言，本意是指君主的心术。但古来儒者并不是人人能都像方氏这样认的清楚；他们都只泛指一切人的私欲。

理欲之辨的结果遂使一般儒者偏重动机（心术），而忽略效果；自负无私，遂不恤苛责人，自信无欲，遂不顾牺牲别人；背着“天理”的招牌，行的往往是“吃人”的事业。

所以戴学的第二要义在于指出“己之意见不出于私”未必即是天理；必须要用那训练了的心知去体察“情之至于纤悉无遗憾”，那才是得理。方氏不细心研究戴氏说理的主旨，只能摭拾几句不重要的话，谩骂一场而已。

戴学重在扩充心知之明，使人能体察事物的条理：这是一种新的理学。不是“厉禁言理”，也不是“蔑理”。

戴氏又反对“性即理也”之说；他主张性只是血气心知，别无玄妙。方氏极力替“性即理也”一句话辩护，说此句“与孟子性善同功，皆截断众流语，固非中贤小儒所及见，况妄庸乎？”这全是谩骂的口气了。他的主旨是：

性命之本（四端，五常），无有不善；使非出于理，何以能善？

这种逻辑可用三段式写出如下：

凡善的皆出于理：

性命之本是善的，

故性出于理。

戴学根本上就否认这个大前提。戴学也承认性善；但性善的根据在于人有心知之明能扩而充之，而不在于天理。方东树坚持成见，不能了解戴学；他的驳论只可算是当时人不懂戴学的一个例证而已。

但方东树说汉学家反对致知穷理，这话也有几分真实。戴学全是一种理智主义的态度，真可说是一种致知穷理的哲学。

戴震说：“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这是何等明显的态度！但焦循、凌廷堪、阮元一班人却不能了解这个“重行必先重知”的态度，他们的哲学往往有轻视致知穷理的倾向。

焦循要人舍理而论情；凌廷堪要用礼来代替理；阮元更倾向于颜李学派，注重实习实行，而有时竟菲薄穷理。如阮元说：

圣贤之教无非实践。学者亦实事求是，不当空言穷理。《大学集注》，格亦训至，物亦训事；惟云“穷至事物之理”，至外增一穷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转折，变为“穷理”二字，遂与实践迥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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