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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谈艺术创作（第4页）

我们应该把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所用。毛主席说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不断丰富和提高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水平。

1964，第五届“上海之春”正逢上海解放15周年，为了庆祝这一节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开幕式上献演了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这是一部表现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由上海的专业乐团、合唱团、歌剧院、音乐、舞蹈、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参加演出。这场大歌舞主要是借鉴了朝鲜表演大型歌舞的经验。

歌舞在“上海之春”期间演出了两场，深受观众欢迎。闭幕后，又重演了7场。

6月18日晚，陈毅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观赏了大歌舞重演，看到外宾对大歌舞很有兴趣，便指示上海市委：“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

7月13日晚，访问缅甸刚刚回到上海的周恩来与陈毅一起，在上海市委书记、市文化局长陪同下观看了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面对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北京也要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回到北京，周恩来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

接着，他又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公开透露了他的设想。

周恩来对到会者说：

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上个月我到了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2000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丽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

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借机将他搞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想法在外事、文化圈内透了个“风”。

大家一听开始很振奋，但是静下来一掐指头，有点胆怯，对时间怀有顾虑。

这个创作任务是跨越共产党40多年历史长河的鸿篇巨制，舞台上的表演虽然只有两三个小时，而幕后的工作量却不是三朝两夕能完成的。

周恩来见大家沉默不说话了，胸有成竹地说：

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7月24日，周扬以中宣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供国庆演出，还提出了具体的组织领导意见。

7月30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拍板定夺，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

会上，周恩来与大家谈定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并就大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

关于名称问题，考虑到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眉头一挑，高兴地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炼又切题。

8月1日，周恩来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了具体批示。此后，《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周恩来强调说：

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员来唱。

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

当时因贺、田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对此，周恩来不以为然：

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

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从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他无不亲自过问。

但是，艺术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

对此，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

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正确表现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主题确定了，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还处于探索阶段。

正如周恩来所说：

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

在谈到如何表现我党经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武装斗争时，周恩来说：

这五个阶段各有不同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把握了这五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特色。《东方红》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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