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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第1页）

毫无疑问，本雅明的这种职业选择是由于早年受到的法国影响，由于莱茵河另一侧的伟大邻邦在他心中激发起强烈的亲切感。但是有更多的迹象表明，这种选择实际上是由艰难的时代和窘迫的生活促成的。如果想从社会角度说明他自发地而不是有意地为自己准备的这种&ldo;职业&rdo;，那就要追溯到德国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本雅明是在那个时代长大的，并且形成了最初的未来蓝图。当时本雅明如果说为某种&ldo;职业&rdo;做准备的话，那就是准备从事私人收藏家和完全独立的学者（privatlehrter）的&ldo;职业&rdo;。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研究很可能最终导致大学教授职位。但是正如未受洗礼的犹太人被排斥在政府机关之外，他们也不能进入这种教授行列。这种犹太人可以获得&ldo;大学教师资格&rdo;，至多可以获得无薪的&ldo;副教授&rdo;职称（extraordari）。这是一种可以设想的前途，但不是一种有保障的收入。本雅明完全是&ldo;因为考虑我的家庭&rdo;（《书信集》第1卷，216页）决定获取博士学位，接着他争取&ldo;大学教师资格&rdo;。这些都是为了使他的父母愿意给他提供一份有保障的收入。

战后，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通货膨胀使得许多资产阶级陷于贫困，甚至破产。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职位甚至对未受洗礼的犹太人开放了。大学教授资格论文的失败清楚地表明，本雅明几乎根本没有考虑形势的变化，他依然被战前有关经济方面的考虑支配着。从一开始申请大学教师资格，他就只考虑用&ldo;公众承认的证明&rdo;来使他的父亲&ldo;就范&rdo;（《书信集》第1卷，293页），给他这个已经30岁的儿子提供一笔充足的、符合其社会地位的收入。尽管他与父母长期发生冲突，但是他从来不怀疑，甚至当他已经接近共产主义者后也不怀疑，他有资格获得这种津贴。他甚至认为，他们要求他&ldo;为生活而工作&rdo;是&ldo;不应该的&rdo;（《书信集》第1卷，292页）。当他的父亲后来表示即使他获得大学教师资格，再也不能和不愿给他增加每月的津贴时，本雅明全部事业的基础就自然化为乌有。在他父母去世前，本雅明解决生计的办法只能是搬回到父母家居住‐‐最初是与他自己的小家庭一起（他有妻子和一个儿子），后来很快就与妻子分居了。（直到1930年他才离婚。）很显然，这种安排使他备受折磨，但是同样很显然的是，他从不认真考虑其他的办法。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这些年他一直有经济困难，但是他却设法扩大了他的藏书。他经常出入大拍卖行，就像其他人经常到赌场赌博。他有一次打算放弃这种昂贵的爱好，甚至决心&ldo;在紧急时&rdo;卖掉一些东西，但是他最终觉得必须用新的收购来&ldo;缓和这种意愿的折磨&rdo;（《书信集》第1卷，340页）。他有一次想摆脱对家庭的经济依赖，但是最终却是要求他的父亲马上给他&ldo;一笔钱，使我能够购买一个旧书店的股权&rdo;（《书信集》第1卷，292页）。这是本雅明曾经考虑过的唯一一个挣钱的职业。当然，没有任何结果。

本雅明认为，他不可能靠笔生活：&ldo;在有的地方我可以挣到很少的钱，在有的地方我可以靠很少的钱生活，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我能做到这二者。&rdo;（《书信集》第2卷，563页）从德国20年代的现实和本雅明自己的考虑看，他的整个态度可能会被人看做极端不负责任的。但这根本不是不负责任的问题。可以这样设想，正如穷人变成富人后对自己的富有不敢置信，富人变成穷人后也很难正视自己的贫困。前者表现出一种吝啬，这种吝啬实际上不过是多年形成的朝不保夕的恐惧。后者则似乎陷入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大大咧咧。

再者说，本雅明在经济问题上的态度也绝不是孤立的。尽管别人没有他那样极端，但是他的观念在当时整个一代德国犹太人知识分子中是很典型的。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父辈的心态。这些成功的商人并不特别看重自己的成就，他们的梦想是让自己的子弟从事更高尚的事业。这是古代犹太人信念的世俗化翻版。古代犹太人相信，那些&ldo;学习&rdo;《托拉》或《塔木德》‐‐即上帝律法‐‐的人是民众中真正的精英，他们不应该为赚钱或谋生的庸俗职业而操心。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代人中没有父与子的冲突。相反，这个时代的文献处处表现出这种冲突。如果弗洛伊德还活着，并且在一个非德意志‐犹太人的国度和语言环境中进行调查，我们可能就不会听到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法。（12）但是，通常这些冲突的结局是，一方面，儿子声称自己是天才，或者像许多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共产主义者那样声称献身于人类的幸福。不论哪种情况，都是致力于比赚钱更高尚的事业。另一方面，父辈则不情愿地承认这是一个正当的不去谋生的借口。当这种声称没被提出或不被承认的时候，就潜伏着灾难。本雅明正是这样一个例子。他的父亲从来不承认他的声称，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的糟糕。卡夫卡是另一个例子。可能因为他确实是个天才，所以他完全摆脱了周围流行的天才自大狂，从不自称为天才，在布拉格的工伤保险机构从事一个普通职业，以此来保障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他与父亲的关系同样很糟糕，不过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且，卡夫卡刚刚从事这个职业就把它视为&ldo;自杀的起跑线&rdo;，仿佛他在服从这样一个命令：&ldo;你必须为你自己挣得一个坟墓。&rd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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