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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业文化不是说出来的（第3页）

最终，我愤怒了。按欧文的计划，我们要付钱给他，才能有机会了解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拥有的DVD。但我也知道他已经将我们逼到了完全被动的处境。赶时间的人是我们，而他恰恰掌握着我们最想要的信息。仅仅几个月之后，网站就要上线了，我们需要他手里的数据来建立支撑整个网站的数据库，若没有这份数据，我们甚至没法起步。

我停滞不前，犹豫不决。从1月到2月，克里斯蒂娜和埃里克每天都缠着我，试图说服我，我们需要这份数据来构建数据库的模型。当时我们忙着编写自己的简介，把电影添加到“合集”中，在网站编辑方面，每天都要做出很多决策，但我们的所有内容都需要附加到根记录上去。就算我们早在上线日期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内容编写，我们都明白，要将我们的内容与欧文的数据真正连接起来需要花费几天（如果不是几周的话）的时间。我们不可能在网站上线的前一天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

还有一个问题。即便我们最终能达成协议，他给我们发送的数据量也将是巨大的，尤其是在1998年，数据传输根本无法通过互联网完成。我们将以一种模拟计算机的方式接收数据：一卷一卷的磁带。不用考虑电子邮件了：这些数据必须装在一个盒子里寄给我们。这也是我们需要全力争取时间的另一个原因：一旦我们有了磁带在手，我们就必须开始“翻译”磁带内容，教会网站“读取”数据。

欧文草拟的合同令人完全无法接受。我满心憎恶，却还是被迫签了名。

他赢了。

但从我签下合同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想办法要摆脱它。

每周的二人世界

我不得不对他竖起大拇指：迈克尔·欧文找到了将他的囤积症变现的方法。那家公司完全是按照他的原则经营的，公司的风格跟他的作风很像。诚然，在他们的“办公室”里穿梭就像参观一个强迫症唱片收藏家的颅骨一样，但这个地方却自有一种气质，它有自己的标签。

我理想中公司的模样、感觉和运作方式，同他的公司简直毫无相似之处，但那对他来说确实是有效的。

我对于自己运作公司一直是比较慎重的。我认为当员工快乐的时候，当他们在工作之外依然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更高。是我想把公司建在圣克鲁斯的，还记得吗？也是我想要缩短通勤时间，希望早上上班前能有机会去冲浪的。

毫无疑问，一旦我们开始致力于将网飞的想法落地实施，工作时间就会变得很长。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都在硅谷待很久了，亲身体验过每周工作时间达到50个、60个，甚至70个小时的感觉。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是我们自己主动的选择。我们不再为别人的梦想工作，我们在为自己而战。

所以，我有时会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觉，也曾经看到我们的程序员在男厕所里简单地冲个澡。我不会否认，1997年秋，我的食谱里只有街对面那家意大利餐馆的茄子帕尔玛奶酪外卖（只要6.95美元）。

但每当我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一个上午，骑山地车清醒一下头脑时，我都会说走就走。当特想一边做美甲一边斟酌公关噱头时，她立马就去预约美甲师的时间了。

现在他们将这些称为“自我护理”。但在当时，我们只是把它叫作常识。如果我们想要从根本上颠覆整个行业，我们就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以随机应变。

即使是在网飞上线前的一线工作，我也坚守着和洛琳长期以来的传统。每个星期二，无论如何我都会在下午5点准时离开办公室，与妻子过二人世界。我们会雇一个临时保姆照看孩子，两个人去海滩散步，然后去我们最喜欢的餐厅“苦乐参半的小酒馆”，吃烤三文鱼，喝几杯葡萄酒，有时还会去圣克鲁斯市中心的电影院看场电影。

我需要和洛琳相处的时间——就我们两个，没有孩子，没有家务。我需要充电，需要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待上几个小时，把其他事情全都抛诸脑后。

约会之夜的传统是我在博兰国际公司工作的时候定下的。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大家通常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而且每天如此。起初，我并不介意加班——规矩就是这样的，谁也没法改变。但几个月后，我开始害怕自己会精疲力竭，也担心自己没有把与妻子的关系放在首位。尤其是在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家庭琐事占据了：孩子学校的体育项目，家庭聚餐，让孩子准备好去上学或者睡觉。我想确保我们俩始终心意相通。

一旦将每个星期二晚定为约会之夜，我就会极力确保计划的实施。下午5点是我的最后期限。秒针一指到12，我就起身出发了。最后一刻出现危机？那太糟糕了。碰到只能在4点半召开的紧急会议？最好让会议尽量简短。需要在4：55和我谈谈？那我只能在去取车的路上跟你谈。

起初，我的这一硬性规定引发了一些冲突。但最终，在大家都了解我的习惯之后，在我面对无数次挑战仍保持坚定的态度之后，我的同事都知道不要在这段时间安排任何冲突事项。他们都尊重它，也接受它了。

1997年秋，在我们创建公司的时期，我可能轻易就会放弃约会之夜的传统。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有那么多问题要解决。我参与解决的事项有成百上千个。我的工作日常是早上7点左右到办公室，午饭就在办公室吃，整个下午都在工作，直到傍晚6点左右。然后我会开车到家，及时赶回去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我会帮洛琳一起哄他们上床睡觉。接着，在通常情况下，我会再回到办公室待上几个小时，大概10~11点才真正下班。

我回到家后，会放松一下，还可以睡上几个小时。我估计那时候我平均每晚睡5个小时——通常会更少。

有一天我回家吃晚饭时，儿子洛根在门口迎接我，他没有拥抱我，而是说他有一个问题要问我。

“好啊，洛根。是什么问题呢？”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从肩上取下来的背包。

“奶粉在里面吗？”

我歪着头，问他：“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妈妈说你要挣奶粉（钱）回家。”他告诉我。

我愣了一秒，终于恍然大悟。我忍不住捧腹大笑，笑了大概5分钟才停下来。

洛琳后来告诉我，那段时间，每当孩子们问起爸爸去哪儿了，她要么回答我在挣奶粉钱，要么说我在公司攀爬晋升的阶梯。直到洛根告诉他在学校的一些朋友，他爸爸以爬梯子为生时，她才不再这么说了。

“毕竟你不是粉刷匠。”

尽管如此，我内心还是有点儿认同洛根的说法的。在网站上线前的早期，我们就像在攀爬一架长长的、没有尽头的梯子。在每一层梯级上，都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每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就离目标更近了一步。我们在不断地向上攀爬，一想到我们未来能达到的高度，我就心潮澎湃。

但是，不管我爬得多高，不管我看到自己面前还有多少级阶梯，我都会在每个星期二的下午5点准时离开办公室。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已经开始了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创业，同时也有了第二任或第三任配偶。我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每周留一个晚上给我的妻子，能让我们都不再焦虑烦忧，也能让我们彼此的步调一致。

测试版叫“狗粮”

到1997年11月，我们已经有了一间办公室，有了一个半运转、正在测试中的网站，有了几十个快递包装的模型，有了初步的库存。我们甚至已经定下了网站上线的日期：1998年3月10日。

我们还缺一个名字。

对于早期的初创企业来说，这种现象很普遍。从构思到融资，再到正式上线，大多数公司都经历过更名。名字非常重要，有时人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最合适的名字。亚马逊公司一开始叫作“卡达布拉”。推特的曾用名是“状态”。

你必须等待机缘巧合——在研发服务的过程中，那个合适的名字会不期而至。有时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你通常会先取一个测试版的名称，一个用来测试网站、设置电子邮件账户和填写银行文件的暂定名。这个名字也不可能是“马克·伦道夫尚未命名的项目”。

我们测试版的名字叫“狗粮”（Kibble）。

史蒂夫·卡恩曾建议我，当我们需要选择测试版名称时，我应该取一个糟糕到绝不可能真正用来做名字的词。“不知不觉，6个月过去了，”他说，“你脑子里已经是一团糨糊，那时你就会想，‘管它呢，不如就用这个测试版的名字算了’。你分辨好坏的能力几乎消耗殆尽了。但如果你选择了一个糟糕到显然不能真的拿来用的名字，比如‘我们想坑你.’‘把你的钱都给我们.com’，你就会被迫想个新名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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