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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引《系辞传》在《孟子字义疏证》第一条，引《乐记》在第二条，读者可以参看。他释“天下之理”为“天下事情，条分缕晰”；他释“天理”为“天然之分理”，引《庄子》“依乎天理”为证。这种解说，本可以成立。翁氏习惯了“浑然一体而散为万事”的理字解，故绝对不能承认戴震的新解说。

这班人的根本毛病，在于不能承认考订学的结果有修正宋儒传统的理学的任务。若考订之学不能修正义理的旧说，那又何必要考订呢？翁方纲的九篇《考订论》，篇篇皆归到“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一句话（《复初斋文集》七，六～十八）。他说：

学者束发受书，则诵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迨其后用时文取科第，又厌薄故常，思骋其智力，于是以考订为易于见长。其初亦第知扩充闻见，非有意与幼时所肄相左也。

既乃渐骛渐远而不知所归，其与游子日事漂荡而不顾父母妻子者何异？考订本极正之通途，而无如由之者之自败也。则不衷于义理之弊而已矣。

这样看来，“义理”原来只是《章句集注》里的义理；不合这种义理，便等于游子不顾父母妻子。怪不得翁方纲一流人决不会了解戴震的哲学了。

同时，还有一位姚鼐（1732～1815），是一个古文家；曾从戴震受学，称他为“夫子”，戴震不受，说：“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后来姚鼐竟变成一个排击考据学的人，他主张：

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凡执其所能为而呲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

大抵近世论学，喜抑宋而扬汉。吾大不以为然。正由自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耳。吾亦非谓宋贤言之尽是；但择善而从，当自有道耳。（《惜抱尺牍》，小万柳堂本）

这些话还算平易。但姚鼐实在是一个崇信宋儒的人，故不满意于戴学。他说：

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因之，著为功令。当明佚君乱正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赠钱献之序》）

反对宋学的人，如费密、颜元等，都说明朝亡于理学；然而姚鼐替理学辩护，却说宋学之效能“使明久而后亡”。这都是主观的论断，两面都像可以成立，便是两面都不能成立。姚鼐晚年最喜欢提倡宋儒的理学，如他说：

士最陋者，所谓时文而已，固不足道也。其略能读书者，又相率不读宋儒之书；故考索虽或广博，而心胸尝（常？）不免猥鄙，行事尝（常？）不免乖谬。愿阁下训士，虽博学强识固所贵焉，而要必以程朱之学为归宿之地。（《尺牍》五，七）

他在1808年还有“内观此心，终无了当处，真是枉活八十年也”之叹（《尺牒》六，二八）。所以他晚年又常学佛，并且吃斋，自称“其间颇有见处”（《尺牍》五，二〇）。这样的人怪不得要攻击戴学了。他常有不满意于戴震的话，如说：

戴东原言考证岂不佳，而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尺牍》六）

他本去考量戴氏讲的“义理”究竟是怎样的，却先武断戴氏不配讲义理，这岂不是“愚妄”吗？

他又说：

宋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亦更为曲当。……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

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为至，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复蒋松如书》）

为什么不可跨越宋儒呢？姚鼐的答案真妙：

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程朱言或有失，……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再复简斋书》）

程晋芳说诋毁宋儒的要得罪于天；姚鼐说诋毁程朱的要“为天之所恶，身灭嗣绝”。可怕呵！程朱的权威真可怕啊！

然而这种卫道的喊声却也可以使我们悬想当时程朱的权威大概真有点动摇了。反对的声浪便是注意的表示。颜李攻击程朱，程朱的门下可以不睬他们。

如今他们不能不睬戴震的攻击了。程晋芳、章学诚、姚鼐出来卫道，便可见正宗的理学有动摇的危险，有不能不抵御的情势了。章学诚的说话更可以表示戴学的声势的浩大。他说：

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贬朱者之即出朱学，其力深沉，……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故趋其风者，未有不以攻朱为能事也。非有恶于朱也，惧其不类于是人即不得为通人也。（《朱陆篇》）

他又说：

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驳朱子，即不得为通人。而诽圣诽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朱陆篇书后》）

章氏作书后时，自言“戴君下世今十余年”。十余年的时间，已有“流风大可惧”的警言，可见戴学在当日的声势了。

方东树在十九世纪初期作《汉学商兑》（见下文），曾说；

……后来戴氏等曰益寖炽；其聪明博辨既足以自恣，而声华气焰又足以耸动一世。于是遂欲移程朱而代其统矣。一时如吴中、徽歙、金坛、扬州数十余家，益相煽和，则皆其衍法之导师，传法之沙弥也。（《汉学商兑》，未刻本下，二八）

这话可与章学诚的话互相证明。戴震死于1777，《汉学商兑》作于1826。这五十年中，戴学确有浩大的声势。但那些“衍法的导师，传法的沙弥”之中，能传授戴震的治学方法的，确也不少；然而真能传得戴氏的哲学思想的，却实在不多，——几乎可说是没有一个人。

大家仍旧埋头做那“襞绩补苴”的细碎功夫，不能继续做那哲学中兴的大事业。虽然不信仰程朱理学的人渐渐多了，然而戴震的新理学还是没有传人。

戴震死后六年（1783），他的同乡学者凌廷堪（字次仲，歙县人，1755～1809）到北京。凌廷堪也是一个奇士；他生于贫家，学商业，到二十多岁才读书做学问。

1781年，他在扬州已知道他的同乡江永、戴震的学术了；他到了北京，方才从翁方纲处得着《戴氏遗书》；过了几年，他又从戴震的学友程瑶田处得知戴氏作学问的始末。从此以后，他就是戴学的信徒了。

他曾作一篇《戴东原先生事略状》，叙述戴氏的学问，最有条理；戴震的许多传状之中，除了洪榜做的《行状》，便要算这一篇最有精采了。他说：

自宋以来，儒者多剽窃释氏之言之精者，以说吾圣人之遗经。其所谓学，不求之于经，而但求之于理；不求之于故训典章制度，而但求之于心。好古之士虽欲矫其非，然仅取汉人传注之一名一物而辗转考证之，则又烦细而不能至于道。于是乎有汉儒经学，宋儒经学之分：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义理。先生（戴震）则谓义理不可舍经而空凭胸臆，必求之于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学曲说而不自知（以上一段是删节戴震的《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故其为学，先求之于古六书九数，继乃求之于典章制度；以古人之义，释古人之书，不以己见参之，不以后世之意度之；既通其辞，始求其心，然后古圣贤之心不为异学曲说所汩乱。盖孟荀以还所未有也。（《事略状》）

他这样称颂戴震，又自称“自附于私淑之末”，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戴学的信徒。他在《戴东原先生事略状》的末段又说：

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故于先生（戴震）之实学，诠列如右。而义理固先生晚年极精之诣，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其书具在，俟后人之定论云尔。

看这一段，可知凌廷堪也不很能赏识戴震的哲学。但他在这里虽然这样说，他却也不肯轻视戴学的哲学方面；他承认这是戴氏晚年极精的造诣。凌廷堪一生的大著作是他的《礼经释例》，创始于1787，成于1808，即他病死的前一年。

他专治《仪礼》，用二十二年的工夫来做成这部最有条理的书。这是他的“实学”；同时他的实学也就不能不影响他的“义理”之学，——他的哲学。他的哲学是从戴学出来的，受了戴震论性和理欲的影响，而终归到他最专治的礼，所以成为他的《复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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