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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元前三世纪的哲学思潮（第3页）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尘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屡，织席以为食。……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这是很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汉书·艺文志》论“农家”，也说他们“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大概这一派的主张有三端：

第一，人人自食其力，没有贵贱上下，人人都该劳动。故许行之徒自己织席子，打草鞋，种田；又主张使君主与百姓“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第二，他们主张一种互助的社会生活。他们虽以农业为主，但并不要废去其他行业。陈相说：“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因此，他们只要用自己劳动的出品与他人交易，如用米换衣服、锅、甑、农具之类。因为是大家共同互助的社会，故谁也不想赚谁的钱，都以互相辅助、互相供给为目的。因此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

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价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价相若。屦大小同，则价相若。

因为这是互助的社会，故商业的目的不在赚利益，乃在供社会的需要。孟子不懂这个道理，故驳全无精彩。

如陈相明说“屡大小同，则价相若”，这是说屡的大小若相同，则价也相同；并不是说大屡与小屡同价。孟子却说：“巨屡小屡同价，人岂为之哉”；这竟是“无的放矢”的驳论了。

第三，因为他们主张互助的社会，故他们主张不用政府。《汉书》所说“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相耕”；《孟子》所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都是主张社会以互助为治，不用政府。若有政府，便有仓廪府库，便是“厉民而以自养”，失了“互助”的原意了（这种主义，与近代托尔斯泰所主张的最接近）

以上三端，可称为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只可惜许行、陈相都无书籍传下来，遂使这一学派湮没至今。《汉书·艺文志》记“农家”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及其他书若干种，序曰：

农家者流，盖出于浓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却不知序中所称“鄙者”，正是这一派的正宗。这又可见《艺文志》分别九流的荒谬了。（参看江瑔《读子巵言》第十六章《论农家》）

陈仲子（也称田种。田陈，古同音）也是孟子同时代的人。据《孟子》所说：

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避兄离母，处于陵。

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仲子所居之室，所食之栗，彼身织屡，妻辟纑以易之。

陈仲的这种行为与许行之徒自食其力的主张毫无区别。《韩非子》也称田仲“不恃仰人而食”。可与《孟子》所说互相证明。《荀子·非十二子篇》说陈仲一般人“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这一种人是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故有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战国策》记赵威后问齐王的使者道：

于陵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这可见陈仲虽不曾明白主张无政府，其实也是一个无政府的人了。

四、邹衍

邹衍，齐人。《史记》说他到梁时，梁惠王郊迎；到赵时，平原君“侧行襒席”；到燕时，燕昭王“拥彗先驱”。

这几句话很不可靠。平原君死于公元前二五一年，梁惠王死于三一九年，梁惠王死时，平原君还没有生呢。《平原君传》说邹衍过赵在信陵君破秦存赵之后，那时梁惠王已死六十二年了，燕昭王已死二十二年了。

《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也有邹衍过赵见平原君及公孙龙一段，那一段似乎不是假造的。依此看来，邹衍大概与公孙龙同时，在本章所说诸人中，要算最后的了。

《汉书·艺文志》有《邹子》四十九篇，又《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如今都不传了。只有《史记·孟荀列传》插入一段，颇有副料的价值。

《史记》说：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这是邹衍的方法。这方法其实只是一种“·类推”法。再看这方法的应用：

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次并世盛衰，因载其几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知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邹衍这个方法，全是由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用这方法稍不小心便有大害。邹衍用到历史、地理这两种科学上，便不合适了。历史全靠事实，地理全靠实际观察调查，邹衍却用“推而远之”的方法，以为“想来大概如此”，岂非大错？《史记》又说：

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这是阴阳家的学说。大概当时的历史进化的观念已很通行。但当时的科学根据还不足，故把历史的进化看作了一种始终循环的变迁。邹衍一派又附会五行之说，认为五行相生相胜，演出“五德转移”的学说。《墨辩·经下》说：

五行无常胜，说在宜。

《说》曰：五合水土火，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离木。

此条有错误，不能全看懂。但看那可懂的几句，可知这一条是攻击当时的“五行相胜”说的。五行之说大概起于儒家，《荀子·非十二篇》说子思“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到了汉朝这一派更盛。从此儒家遂成“道士的儒学”了。

邹衍的地理学虽有些荒诞，却有很大胆的思想。《史记》说他：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显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这种地理观念，虽是一种凭空的想象，但却可以表示当时想象的大胆，比那些人认为中国为“天下”的，可算得高出千八百倍了！

《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有邹衍“辩”一节，似乎不是汉人假造的。今引文如下：

邹子曰：……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不能无害君子。

这全是儒家的口吻，与荀子论辩的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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