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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董仲舒（第4页）

6.“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

春秋家多尚贤之论。贤者之行，有善则特别褒许，有过则曲为隐讳，故有“为贤者讳”之义法。董仲舒屡论及这一点，文多不便引用。（如《王道篇》论司马子反一长段，最可读。）他的《对策》第二篇全是说贤才之重要，归到兴学养士，量材授官，正是春秋家讥世卿而重贤才之义。

7.“亲近来远，同民所欲。”

旧注家多不明这一条的意义，故凌曙无注，而苏舆注云。“近远虽殊，民情则一。”其实董仲舒自己说的很明白：

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兵）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甚疾已。皆非义也。（《竹林篇》）

春秋家以为“春秋重民”（见《竹林篇》），又说“《春秋》重人”（见《俞序篇》）。重民故要“同民所欲”，故主张以文德亲近来远，而反对战争。董仲舒说《春秋》记事：

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所重是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竹林篇》）

8.“承周文而反之质”。

这是当时学者的一种历史哲学，可以说是当时儒家的一种循环的历史观。董仲舒承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又说：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楚庄王篇》）

这两个明明相反的观念——法占和改制——怎样可以并存不悖呢？他说：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

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同上。参观《对策》三，“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一段，引见前节。）

这就是说，新王改制不过是改去一些极不重要的东西，如称号，正朔，服色之类，用来骗骗老天爷，表示承天受命而已。其他大纲，都不必改动。

例如咸阳是应该改作长安的，服色是应该改的，岁首是应该改在十月的。但“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难道政治腐败，官吏食污，武人横行，土匪遍地，都可以不改吗？

这又不然。董仲舒很明白的说：

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对策》一）

怎样的情形才可说是“当更化”的时机到了呢？他说：

道者，万无世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对策》三）

道是不变的，而人事有偏枯，有腐败，故有更化的必要。

但更化，改制，变法，都不是变古，只是法古；不是变道，只是顺天。为什么呢？因为天道虽不变，却有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先王之道也不止一端，也有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沿革。

天道有日月的周而复始，有四时的冬而复春，始卒若环，其实没有变化。先王之道也有个循环的运转，儒生的大任务是要寻出那循环运转的原则。孔子不曾说吗？

殷因子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不曾说出何以百世可知的道理。他在别处却说了这样一句话：“周监于二代（夏、殷），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又屡次提到“文”和“质”的问题，当时有个棘子成，便主张：“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孔子自己却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但墨家的反动起来，非乐便是反对一切文艺。老子、庄子一派更是明白反对文化的。后来邹衍一派“五德终始论”起来，大倡循环的历史观。各派思想都受了这种循环终始的观念的影响，于是孔子“百世可知”一句话便成了一种“文质循环论”的根据。故董仲舒解释《论语》此章说：

夏上忠，殷上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对策》三）

和董仲舒同时的严安（临淄人）也曾说：

臣闻邹衍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六四）

这是文质循环论出于邹衍的铁证。《公羊》是齐学，文质互救之论正是齐学。

文质循环互救，而其形式则有夏忠，商敬，周文的三式，故又名为“文质三统论”。《繁露》有《三代改制质文篇》，说：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各厉法其（旧作而，从苏校）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复。

五帝各主一色，顺数五而复，这正是五德终始之说，也可证质文三统之说正是从邹衍一派衍出来的。这一篇里说的文质三等，与董生《对策》里的三统颇有不同。此篇说：

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

这是说质变为文，文又变质，质又变文，是质与文相为循环。但《对策》里的三统说却是忠变为敬，敬变为文，文敝之后又应回到忠。司马迁作《高祖本纪赞》，便用此说：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迷信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一作薄），故救僿莫若以忠。

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八）

这个说法比那“一质一文”说满意多了。忠是朴实，是质之至，故其敝为鄙野。进一步为敬，有鬼神宗教之事，已趋向文了。

虽然宗教的流弊使人迷信，然而宗教的末流却成了一种制礼作乐的文化，便进了“文”的时代了。

这样说法，由朴野到宗教，由宗教到文明发达时代，是由质到文的演进，是直线的，不是循环的。这里面颇有一点历史演进的思想。

但汉初的儒者，既受了老、墨排斥文明的影响，又受了五德终始论的影响，先存了尚质的成见，希望文胜之后有个返朴归忠的时代，于是有文质三统循环的怪论。“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故以忠救文的改制不是改制，只是复古；不是易常，只是“奉天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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