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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2 韦宝要亲自动手了（第3页）

四川自贡以井盐而闻名，江南甚至以盐城命名。

在列国竞争的背景下，产盐的地区和国家依靠这项自然资源大发横财。

与此同时，一些商人也依靠盐而平地暴富，如猗顿就依靠贩卖河东池盐，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代富可敌国的大盐商。

到了春秋中期，法家崛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的食盐财政之先河。

“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夺私有为官有，变税收为垄断，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延伸到经济领域，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巨额财政利益达到了富国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

《管子·海王篇》中说，国家征房屋税，人们会毁掉房屋；征树木税，人们会砍掉树木；征六畜税，人们会杀掉牲畜；征人口税，人们会拒绝生育。

只有国家垄断食盐，人民才无法逃避。因此，盐就成为最理想的税收工具。

人人都离不开盐，这就决定了谁也逃不了税收。

管仲食盐官营的“官山海”计划出笼后，齐国的盐价飞涨至它国数十倍。

在盐专卖制度下，盐的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

盐再贵，人还是要吃盐，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金库。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从齐国始，食盐成为国家统治的根本，秦时盐利更是20倍于古。一个偌大帝国，在接下来的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依靠普罗大众每日必需的小小调味品来支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正式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笼天下盐铁”，由政府募民煎盐，食盐官收、官运、官销。

在27个郡共设盐官36处，主要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产盐区。桑弘羊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掌管天下财政大权40余年，是盐铁国策的主要策划者。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汉昭帝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0多位民间知识分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展开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

这次盐铁会议其实是法家与儒家的辩论，结果是鸡同鸭讲，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唯一的收获或是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

“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儒士们所提出这种自由经济主张，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一样，完全吻合1800多年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理论。

三国时期，魏蜀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斗争不断，食盐几乎被视为国家的生命线，“夫盐，国之大宝也。”

两晋以后，盐业专卖制度进一步加强，《晋令》载：“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期，主吏二岁刑。”

唐朝的盐利收入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达到五分之二”。

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安史之乱，唐朝始立榷盐法。榷的意思是独木桥。

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然后再高价卖给民众。

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严厉盐政制度，严禁私煮私贩，违者一斤一两皆处极刑。

榷盐法实施后，盐价惊人上涨了36倍，每斗达370钱，而官府因此可获得120倍的超额利润。

唐代刘晏任盐铁使之初，盐课岁入40万贯，大历年间天下财政收入为1200万贯，而盐利占其大半是国家岁入的一半。

即使安史之乱平定后，榷盐法仍在继续，其他物价都在回落，只有盐价逆市日涨。

宋帝国曾为当时世界最富有者，盐利贡献最大。

庆历年间的盐课高达715万余贯。

南宋政府财政中，“鬻海之利居其半”。

在食盐财政之下，北宋时期出现了“盐钞”和“交子”。

作为一种信用票据，盐钞就是“用钞请盐”。

对南宋朝廷来说，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费用悉取于盐钞，故时人有语“南渡立国，专仰盐钞”。

“交子”由四川的16家盐商联合印发，一交为一缗，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元朝政府盐课最多时为766万余锭，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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