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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第2页）

其实，波斯人还是很厉害的。居鲁士已经建立了罗马之前最庞大的帝国，而大流士（Darius）则更加雄才大略，向北挺进到伏尔加河流域，向东攻占印度河河谷，最终长途跋涉远征希腊，才一败涂地。

波斯政府的行政管理结构很好，后来罗马曾多方沿袭。但是，如果一个政权只是为了打仗，那么，它的军队就必然失去制约，快速腐败。我曾在一些历史书中看到，当年波斯军队中有些将领打仗出征时还带着一大群妻妾。结果可想而知，有一场关键的战斗，希腊只损失几百人，而波斯则损失十万大军。

幸好战胜者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毕竟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比较理智，不想用敌人的血泊来描绘胜利。他自己又娶了大流士三世的一个女儿为妻，据说关系融洽。

亚历山大死后，这儿的政局就乱了。公元前三世纪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建立了一个王朝，首领叫阿萨息斯。中国古代就从这个首领的名字中取音，把这个地方叫做安息。安息王朝持续了四百多年，在公元三世纪被萨珊王朝所取代。

萨珊王朝在文明建设上取得极大成就，奠定了后代伊朗文化的基础。但在公元七世纪，却被阿拉伯人打败，伊朗进入了伊斯兰时期。以后又遭遇过突厥、蒙古、帖木儿的进攻，尤其是十三世纪蒙古人来袭，损失惨重，至今还留下刻骨的旧伤。但是，尽管历史如此坎坷，伊朗还是在重重的灾难中成了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重镇，以独特而缓慢的步伐，走进了近代。

说到伊朗的萨珊王朝在公元七世纪被阿拉伯人打败的事，就牵涉到我们中国了。中国本来在汉代就与安息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当时的“丝绸之路”，安息是中转站。到萨珊王朝与阿拉伯人打仗的时候，中国已是唐代。萨珊王朝曾向唐朝求援，但唐朝出于中国文化不主张远征的观念，没有出兵。萨珊王朝灭亡后，王子卑路斯（Pirouz）再来求助，唐朝帮他建立了“波斯都护府”任命为将军，他复国无望，病死长安。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职位，最终也在中国去世。

唐朝没有出兵是对的。在当时，如果唐朝、波斯、阿拉伯这三支军队打成一团，无疑是古代的一场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的伤害难以想象。

唐朝的方略不仅收留了波斯的王室，而且还促成了波斯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大交融。

波斯的服装曾经风靡唐朝的长安城，波斯的宗教更是当时长安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不少波斯人在中国从商、做官、拜将、为文。例如，清末在洛阳发现墓碑的那个叫“阿罗喊”的波斯人，在唐代就做了不小的官。据现代学者考证，他的名字可能就是Abraham，现在通译亚伯拉罕，犹太人的常用名字，多半是一个住在波斯的犹太人。

至于文人，最有名的大概是唐末那个被称为“李波斯”的诗人李珣了。他是波斯商人之后，所写诗文已深得中华文化的精髓，我在《文化苦旅》中的《华语情结》一文里专门论述过。

这么一想，眼前这块土地就对我产生了多重魅力。古代亚洲真正的巨人，一时气吞山河，但当中国真正接触它的时候，它最强盛的风头已经逝去。它的第二度辉煌曾与唐朝并肩，但唐朝又目睹这种辉煌的殒灭。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近，交往又不浅的“大户大家”。我在这儿漫游，就像是去拜访祖父的老朋友。两家都“阔”过，后来走的道路又是如此不同。

就自然景观而言，我很喜欢伊朗。

它最大的优点是不单调。既不是永远的荒凉大漠，也不是永远的绿草如茵。雪山在远处银亮得圣洁，近处则一片驼黄。一排排林木不作其他颜色，全都以差不多的调子熏着呵着，托着衬着，哄着护着。有时突然来一排十来公里的白杨林，像油画家用细韧的笔锋画出的白痕。有时稍稍加一点淡绿或酒红，成片成片地融入驼黄的总色谱，却一点也不跳跃刺眼。一道雪山融水在林下横过，泛着银白的天光，但很快又消失于原野，不见踪影。

伊朗土地的主调，不是虚张声势的苍凉，不是故弄玄虚的神秘，也不是炊烟缭绕的世俗。有点苍凉，有点神秘，也有点世俗，一切都被综合成一种有待摆布的诗意。

这样的河山，出现伟大时一定气韵轩昂，蒙受灾难时一定悲情漫漫，处于平和时一定淡然漠然。它本身没有太大的主调，只等历史来浓浓地渲染。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伊朗德黑兰，夜宿Laleh旅馆

黑袍飘飘

到伊朗才几天，我们队伍里的小姐都已经叫苦连天了。

这儿白天的天气很热，严严地包裹着头巾确实不好受。何况她们必须在公共场所跑来跑去地忙碌。

她们在公共场所奔忙完了，一头冲上吉普车就把头巾解下来想松口气，立即听到有人敲窗。扭头一看，敲窗的人正比划着要求小姐把头巾重新戴好。一位小姐心中来气，摇下窗来用英语对那人说：“我是在车内，不是公共场所！”那人也用英语回答：“你的车子有窗，所以还是公共场所！”

其实，我们的小姐只包了一块头巾，车下满街的伊朗妇女完全是黑袍裹身，严格得多了。对这件事，外来人容易产生简单的想法，觉得这儿的妇女太可怜了，需要有一次服饰解放。

我们在德黑兰街上专门问过几个年轻的女学生，原以为她们的想法会比较现代，谁知她们的回答是：“我们的这个服装传统已延续了一千多年，而且与我们的宗教有关。我们没有感到压抑。”

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们把传统服装改为西式服装，但到七十年代积极呼吁恢复传统服装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青年。他们甚至认为，只有穿上传统服装，才能恢复自己的真面目。我想此间情景有一点像中国餐饮，一度有人提出中国餐饮太复杂，提倡西化餐饮，但到后来，即使是年轻人也渴望恢复祖父一代的口味。在这类事情上，外人一厢情愿地想去“解放”别人，有点可笑。

这里的服装有没有禁锢女性美？我看也不见得。我和所有的男性伙伴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从雅典出发至今，各国女性之美首推伊朗。优雅的身材极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纹褶的潇洒抖动，就像古希腊舞台上最有表现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现代时髦服饰中的深色风衣。她们并不拒绝化妆，甚至让唇、眼和脸颊成为唯一的视角焦点。这种风姿，绝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寒伧。

当然也面临问题，那就是：我们要求世界对它多元宽容，它也应该对世界多元宽容，包括对本国人民。对于进入本国的外国女性，不应有过多的限制。对于企图追求另类生态的本国女子，也不应有过多的呵斥。

由此想起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客死异乡的巴列维国王，他毕生都在寻找民族传统和国际沟通之间的桥梁。

在埃及时，我还和两位朋友一起到开罗吕法伊（Rifaay）清真寺拜谒了他的陵寝。一间绿色雪花石的厅堂里安放着他的白石棺，边上插着一面伊朗国旗，摊开着一部《可兰经》。我想，对他也应宽容，他是伊朗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黑兰，夜宿Laleh旅馆

再凿西域

想一个人逛逛德黑兰，出门前先到旅馆大堂货币兑换处。递进去一张一百美元，换回来一大沓伊朗最高面值的纸币，让我吃了一惊。

他们最高面值的纸币是一万里尔（Rial），印着霍梅尼威严的头像，现在捏在我手上是八十一张，也就是整整八十一万里尔！想起伊拉克最高面值的纸币印的是萨达姆威严的头像，每张二百五十第纳尔，我们早已习惯成沓地发给路边乞讨的儿童，但那个数字，毕竟还远远小于伊朗。

货币兑换处边上站着一位风度很好的老人，一定看惯了外国人在接受这么一个大数字时的惊讶表情，便用浑厚的男低音给我开起了玩笑：“先生真有钱！”我说：“是啊，转眼就成了大富翁。”

揣着八十一万现款逛街，心情比较舒畅。见一家小店里有束腰的皮带，选了一条，问价钱，老板说三千，我想这与八十一万相比实在太便宜了，连忙抽出一张一万里尔的纸币塞过去。老板不仅不找钱，反而乐呵呵地按住我的那一沓钱又抽去了两张，说真正的价钱是三万里尔。

为什么把三万说成三千呢？原来老百姓在日常应用中也嫌数字太大，就自作主张，约定俗成地去掉一个零，以缩小十倍来称呼，也不叫里尔了，叫特曼。结果，市场只说特曼，银行只说里尔，很不方便。

这种事情，按照我们的想法是必须解决又很容易解决的，不知为什么却一直不方便下去。民族性格的差异，真是到处可见。

德黑兰最让人惊喜的地方，是街道边潺潺的流水。流在深而无盖的石沟中，行人需要迈大一点的步子才能跨过。水质清纯，水流湍急，从不远处的雪山下来，等于是喧腾的山溪。

在闹市中见到山溪终究稀罕，不能不抬起头来仰望东北方向直插云天的达马万德山（DamavantMt.）。一座城市，有名山相衬，有激溪相伴，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但是，就在潺潺流水近旁，出现了德黑兰最大的遗憾，那就是交通。车多，好的少，都在抢道。越抢越挤，一塞好半天，到处充溢着浓烈的废气。这很影响情绪，而驾车的人情绪一坏，最容易碰碰撞撞，反正塞车没事，就下来打架。两方面扭得很紧，难分难解，边上塞车的人也正无聊着，便跳下车来围观，没有人劝解。

想想也是，如果劝开了，两人再并排塞车，反而尴尬。因此大家明白，万不能松手。只有等车流开始移动，才会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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