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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清代思想史（第3页）

（1）王学

孙奇逢（1584～1675）

黄宗羲（1610～1695）

黄宗炎（1616～1686）

毛奇龄（1623～1716）

（2）朱学

张履祥（1611～1674）

陆世仪（1611～1672）

吕留良（1629～1683）

王懋竑（1668～1741）

（3）关学（张载之学）

王夫之（1619～1692）

（4）考证学——近于朱学

顾炎武（1613～1681）

阎若璩（1636～1704）

张尔岐（1612～1677）

胡渭（1633～1714）

（5）反玄学的实用主义

费经虞（1599～1671）

费密（1625～1701）

颜元（1635～1704）

李塨（1659～1733）

陆陇其、汤斌、张伯行、魏裔介、刁包、张烈、胡承诺、李颙……我们只好表过不提了。

顾氏对于先天象数之学，曾说：

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

记者于夫子学《易》之言而即继之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诗》《书》执礼之常而不越焉，则“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系辞传》，于悔吝无咎之旨，特谆谆焉。而《大象》所言，凡其体之于身，施之于政者，无非用《易》之事。……

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极”二章，皆言数之所起，亦赞《易》之所不可遗，而未尝专以象数教人为学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日知录》一，页二十九，《孔子论易》）

顾氏以为孔子论《易》，只是“寡过反身之学”，“体之于身，施之于政”，如此而已。不必说《易》，而《诗》《书》执礼皆是说《易》。故他在别处也说：

愚尝劝人以学《易》之方，必先之以《诗》《书》执礼，而《易》之为用存乎其中；然后观其象而玩其辞，则道不虚行而圣人之意可识矣。（《文集》三，《与友人论易书》一）

他要人从学问经验人手，有了学问经验，再来研究《易》学，便不至于沦入空虚的图书之学了。这也可说是实用主义的应用。

他对于心性之学，反对最厉害。他论“心”，最佩服黄震，曾屡引其说。黄震说“心”，有很精到的见解，如云：

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惟随事谨省，则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后齐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待言“心”，而心自贯通于动静之间者也。……暝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乱，则曰，“易伏猛兽，难降寸心。”呜呼！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为！其不能无扰者，势也。——而患心之难降欤？（《黄氏日钞·省斋记》）

顾氏主黄氏之说，故反对“用心于内”的心学。他说：

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乐记》），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日知录》十八，页15）

这又是实用主义的态度了。

顾氏是属于格物致知一派的，故不甚攻朱子。而反对王学最力。他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

考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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