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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 华部十税一VS大明三十税一（第3页）

最后，民众在享有国家赋予权利的同时，本就该担负一定责任和义务。

比如兵役，后世发达国家都没有废除此项。

故此，徭役只能减少、减轻，不可能完全废除。

至于说，田税定为十税一，会不会太高，让移民们不满意，刘升并不担心。

通过他原先的一些认知，再加上李长文等人的印证，他基本了解了大明此时农民的税赋有多重。

很多人一提起明朝农业税，就会想起三十税一乃至四十税一的超低税率。

可为什么中后期农民负担那么重？

如果查看明朝田地税赋相关资料，必须要注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条目——时间！

资料上都是写：某一年某地农业税率为百分之几。

为什么会写明年份？

因为大明各地农业税额每年都会变化——如果没变化，那肯定是相关机构和地方官府懒政，直接沿用上一年的。

大明对农业税的征收其实是定额摊派。

比如说，朝廷要求某省今年要交多少万石粮食作为农业税，然后省里分摊给各府，府里再分摊给各县，县里则往里甲摊派。

当然，大明朝廷也并非一点不灵活。

倘若某省今年多地受灾，粮食歉收，省级官员是可以跟朝廷在农业税额上讨价还价的。

比如说奏请减免某地农民税赋。

这种政策，在吏治清明，朝廷中枢及地方官府运转良好时，农民负担确实不算重。

可到了王朝中后期，中枢高层昏聩无能，地方吏治腐败，再加上一两百年来的土地兼并，三十税一的农业税就只能成为传说了。

比如，某省今年多地受灾，粮食歉收严重，可巡抚等高官因政绩等考虑，隐瞒不报。

再加上中枢高层昏聩不查，就会给该省定一个正常年景的税额。

接着各级地方官府开始摊派，因为贪腐、无能，税额该多的地方摊派却少，该少交的地方摊派数额却多。

官员、士绅免税，又往往是大地主，于是摊派下来的定额农业税大多落到了少数自耕农头上。

自耕农遭了灾，没得到救济，反而被官府逼着缴纳沉重税赋。

想想会有多惨？

曾经的富农杨万永就是这样被逼逃离家乡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对明末许多农民而言，根本就不知道三十税一这回事。

他们所面对的人是县里来崔征的吏书、衙役，以及帮着崔征的乡贤里长。

这些人只会告诉农民，今年你家夏税秋赋应缴多少，这运粮去京城的运输费及损耗又是多少，什么丁银、役钱、辽响、剿饷、练饷等又该交纳多少。

最后当着农民的面，算出一个“公正”的数目，并开条告诉农民，哪日之前必须缴纳齐钱粮，如果缴纳不齐，会承担怎样严重的后果。

就是这个看似“公正”的数目，却会让农民倾家荡产，甚至是卖妻子儿女。

如果只是卖了田地成为佃户，或许还能忍受。

可如果到了卖妻子儿女这步，就没几个人能忍了，要么拖家带口逃离家乡，要么干脆揭杆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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