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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2页）

让我们来看一下肥胖问题。目前，美国人肥胖症的发病率接近20%，有超过60%的美国人超重或肥胖。大量证据表明，肥胖会增加心脏病和糖尿病的患病概率，甚至令许多人英年早逝。因此，提倡人们合理饮食已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一点可以通过适当的助推来实现。

很明显，挑食的人极为看重食品的口味，但他们对健康却毫不在乎，在他们看来，吃就是为了享受。我们不能说每一名肥胖者都难以理智地控制自己的饮食，但我们可以肯定，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没能为自己选择合理的饮食方式。与吸烟和饮酒等有风险的行为一样，不合理的饮食也会缩短寿命——全球每年有50万人因此死亡。很多目前的饮食、吸烟和饮酒习惯都有损身体健康。的确，目前有许多烟鬼、酒鬼和暴饮暴食者都愿意花钱请人帮助自己采取节制措施。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如今正在兴起的选择科学，其中包括最近40年里社会科学家所做的一项严谨的研究，这项研究对人类的许多判断及决策的合理性进行了严肃的质疑。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人，我们不需要做到精确的预见（因为这需要你成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我们只需要做到在预见时不带有任何的个人偏差。也就是说，我们的预见可以出现错误，但绝不能以一种有意识的方式出现系统性的错误。与经济人不同，社会人的预见经常会出现这种错误，比如说“计划谬误”（一种对于完成某些事情所耗费时间的不切实际的乐观估计的倾向）。如果你曾经雇用过承包商，想必你一定遇到过承包商的所有实际工作都远远落后于其初始计划的情况。对此，我想你已经习以为常，如同你早已听说过“计划谬误”这个名词一样。

数百项研究都表明，人类的预见大都因为带有偏差而不可靠。同样，人类的决策水平也并不怎么样。比如，“现状偏差”（惰性的代名词）是指基于许多我们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人类总是强烈倾向于迁就现状或者既定现实。

比如，当你买了一部新手机时，你便会面对一系列的选择。手机越新潮，你就会面对越多的选择，从手机屏保到手机铃声再到响铃次数。通常情况下，手机制造商都会为这些选项设定一套出厂默认设置。有研究表明，无论默认设置是什么样，许多人在实际使用中都情愿保持不变，甚至就连默认设置中噪音较大的来电铃声也懒得修改。

我们从这项研究中得出了两个结论。其一，永远不要低估惰性的作用；其二，这一作用可以得到控制。如果企业或者政府官员认为某项措施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那么他们便可以将其设定为默认选项，从而对决策结果施加影响。读者将看到，设定默认选项以及诸如修改菜单等方式便可以对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无论是在经济上开源节流，还是在公益事业上促进国民健康。

精挑细选出来的默认选项只是助推产生的一种作用。按照我们的定义，任何能够显著改变社会人行为的因素都可以被称为助推，尽管经济人可能对这些因素视而不见，因为经济人只对动机刺激感兴趣。如果政府对糖果征税，那么经济人便会减少购买糖果，但是他们对于一些看上去“无关”的因素（比如选项排列的顺序等）却无动于衷。社会人也会对动机感兴趣，但他们同样会受到助推的影响。如果我们将动机刺激和助推双管齐下，那么我们就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帮助人们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能力也会上一个大台阶。并且，这也并不妨碍人们进行自由选择。

一个错误假设和两个错误认知

许多崇尚自由选择的人都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允许国民进行自主选择。正是由于这种想法的存在，才会让有些人认为国民有权利从尽量多的选择中选出自己的最爱，政府应当尽量不予干涉。这种想法的优势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诸多棘手问题的简单方法：尽量使选择最大化（在数量上和范围上）！这一点已经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应用，比如教育和医疗行业。在某些领域，选择最大化已成为金科玉律。有时候，这一金科玉律可以且仅仅可以被政府指令所取代（尽管政府指令往往被讥讽为“一刀切”）。那些支持选择最大化的人没有看到，他们的观点与政府指令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他们反对或者认为自己反对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并且对助推持怀疑态度。我们认为，他们的怀疑是基于一个错误假设和两个错误认知。

一个错误假设：几乎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或者说做出至少比别人更好的选择。我们认为，这一假设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实际上，我们认为，即便人们经过再三思考，也不一定能够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假如有一名国际象棋的初学者要与一名久经沙场的棋坛老将对决，那么这名初学者会预计自己将大败，原因便是他做出了一个对自己不利的选择，因为这一选择很容易由一些暗示促成。在许多情况下，普通消费者正是扮演了这名国际象棋初学者的角色，他们不得不整日面对那些绞尽脑汁要卖东西给自己的经验老到的商家。简单地说，人们的选择是一个经验问题，不同领域内的人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也不同。但是，我们可以说，人们在一个易获得经验和信息及易得到反馈信息的环境中能够做出较好的选择，比如选择合适的冰激凌口味。人们都知道自己是否喜欢巧克力、香草、咖啡或其他东西的味道。然而，人们在那些缺乏经验和相关知识的领域，便很难做出理想的选择，因为他们不能很快获得反馈，比如在水果和冰激凌之间做出选择，或者在不同的医疗方案、投资方案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你面对的是50种各不相同的处方药方案，那么在别人的帮助下你便可以更为轻松地做出选择。若人们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选择，适当改变选择体系便能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我们将尽力去证明：我们不仅能够通过设计选择体系使人们过得更好，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能使人们很容易地实现这个目标。

第一个错误认知：我们可以避免对人们的选择造成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一些组织或者单位必须做出某种选择以影响别人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便不可避免地会用到助推的方式，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而这些助推行为将影响到人们的选择结果。正如卡罗琳自助餐厅的例子所展示的，人们的选择会受到选择设计者设计的选定因素的极大影响。当然，有些助推是在无意间形成的，雇主们可能在决定每月还是每两周支付一次工资时并没有刻意地去实施什么助推，但是他们最终会惊讶地发现，当员工每两周拿一次工资时能储蓄得更多，因为在此情况下，每年他们会有两次机会在一个月中领到三次工资。同时，私人和公共部门完全可以实施一些中性的措施，比如随机选择或者迎合多数人的倾向。然而，即便是无意识的助推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想必大家都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在这一点上，有些人会欣然接受私人组织的做法，却极力反对政府部门对选择所施加的影响，尽管它的目标直指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他们担心政府部门的竞争力或者亲和力不够，他们担心政府部门选举出来的官员会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或者只将注意力集中于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私人组织。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的确，有些时候，某些政府部门犯错误、出现偏差和做过火的现象十分严重。我们希望看到的助推是有章可循的。但是，除了经营自助餐厅之外，政府部门还应当在许多方面走在前列，这看上去是大势所趋。应当强调的是，政府部门的确时刻都在基于自己制定的政策对一些人的选择施加影响。因此，我们对助推持反对态度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应该改变这一看法。

第二个错误认知：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难免包含强制的因素。在自助餐厅的例子中，食品的摆放次序不会对任何人的饮食习惯造成影响，只是卡罗琳及其他相关人员对食品的摆放方式可能会促使我们使用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一词。如果将水果和沙拉放在甜点的前面能够使低年级的孩子多吃苹果、少吃甜食的话，谁还会提出反对意见呢？如果施加影响的对象变成了青少年甚至成年人，情况会有所不同吗？只要不是一味的强制，我们认为即便对于那些崇尚自由选择的人，某些形式的温和专制主义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诸如储蓄、器官捐献、婚姻和医疗保健等领域，我们将提出一些特别的建议。我们坚持认为，这样做不仅不会约束人们的选择自由，而且能够降低选择失败的风险。自由选择权的存在是防止出现拙劣选择体系的最好的保障。

选择体系的助推

选择设计者可通过设计用户友好的环境来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许多成功的公司都曾采取过这样的做法，并因此成为市场上的常青树。有时候，选择体系是高度可见的，消费者和员工能够被其深深吸引（iPod多媒体播放器和iPhone手机便是很好的例子，因为它们不仅外观别致，而且能够让用户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多加留心，选择体系是能够造福人类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芝加哥大学的例子。这所大学如其他组织一样，每年11月份都是其“公开登记”期。在这段时间，员工可以对自己之前做出的关于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福利的选择进行修改，这一修改是在互联网上完成的。总之，员工会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一套资料，这套资料会对他们所面临的选择进行解释，并指导他们如何登录网站做出自己的选择。

由于员工都是社会人，所以他们中的有些人会忘记登录网站。对于这些忙碌却又心不在焉的员工来讲，给出一个默认选项便显得非常关键。简单来讲，假设有两种可选择的情况。对于那些不主动选择的人可以给出他们在去年的选项，或者“归零”他们的选择。假如员工珍妮特去年为自己的养老计划支付了1000美元，那么如果珍妮特在今年没有进行主动选择，网站系统给出的一种选择便是使她继续保持1000美元的默认选项，另外一种选择便是让她不支出一分钱。让我们分别把这两种情况叫作“保持原状”和“归零”选择，那么选择设计者应该如何在这两种默认选项之中做出选择呢？

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者会通过询问像珍妮特一样情况的员工的选择意愿，从而设定出默认选项。尽管这一方式无法确保形成一个明确的选择，但这当然要好过随机选择默认选项，或者对任何情况都将“保持原状”或“归零”作为默认选项。比如，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大部分员工不愿意退出能够得到公司大力资助的医疗保险计划。因此，对于医疗保险来讲，“保持原状”（与去年的选择相同）的默认选项相对于“归零”（放弃医疗保险）来讲，便成了首选。

下面让我们将它与员工的“灵活支出账户”（在此账户上，员工可以每月存入一些钱用于某些费用的特定支出，例如未参与保险的疾病治疗和儿童保健支出）对比一下。存入这一账户的钱必须在一年中全部花掉，否则便无法收回，而每人每年的支出情况都会有很大不同（例如儿童在上学之后其保健支出便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归零”的默认选项很可能比“保持原状”的默认选项更具实际意义。

这一问题并不是我们假想出来的。有一次，我们与芝加哥大学的三名高层管理人员讨论过类似的话题，而那一天恰好是“公开登记”期的最后一天。我们问这几名高管是否还记得要在当天内完成这件事情。第一名高管说他预计在当天晚些时候完成，并对我们的提醒表示感谢，第二名高管则坦言自己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第三名高管说他希望他太太能够记得为他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又开始就降薪计划的默认选项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避税项目）进行了讨论。在这一点上，默认选项成了“归零”。但是，由于这一做法随时可能会停止，人们一致认为最好还是将“与去年相同”作为默认选项。我们相信，许多心不在焉的教授将因此在退休之后过上更为宽裕的生活。

这个例子阐述了一些关于良好的选择系统的基本原则。由于选择的主体是社会人，因此设计者应当尽量使其变得简单和轻松。我们将看到，这些原则（以及更多的原则）会在私人组织和公共部门得到应用，并且我们会做得更好。

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为民众利益弥合分歧？

关于私人组织的助推，应当有很多值得写的地方。然而，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的许多重要应用都与政府部门有关，因此我们将为公共政策和法律提供一些建议。我们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吸引政府部门和私人组织两种不同政治形式的注意。我们之所以相信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所标榜的策略既能被共和党人接受，又能被民主党人接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策略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因此不会对纳税人造成任何负担。

许多共和党人一味地反对政府行为，并试图在其之外寻找其他方式。与卡特里娜飓风斗争的经历显示，政府部门的作为是唯一能够有效组织和调动相关资源的方式。共和党人也想使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但他们只是怀疑一切，并不给人们任何选择的机会。

对民主党人来说，他们可以为了能提高政府进取心的计划不惜放弃自己的热情。明智的民主党人当然希望公共机构能够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但在许多领域，民主党人一致认为，自由选择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它甚至已经成为公共决策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自由选择也是弥合党派异见的一项基本条件。

我们认为，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极有可能成为两党合作的重要基础。在许多领域，包括环保、家事法和择校等，我们将说服人们相信好的政府管理形式不会施加太多的强制与限制措施，而是会给人们提供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相关的政府指令和禁止条例能够被鼓励和助推所取代，那么我们的政府部门将更加精简，也会干练得多。因此，一言以蔽之，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强制型的政府，而是一个具有更高执政能力的政府。

实际上，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乐观（我们承认这有可能是一种偏差）并不是在做白日梦。本书第6章中介绍的关于储蓄方面的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已经得到了美国国会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人士的热情支持，包括现在和过去的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例如犹他州的罗伯特·班尼特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里克·桑多拉姆）以及一些自由派民主党人士（例如伊利诺伊州的拉姆·伊曼纽尔）。2006年，几项主要的措施已被写入法律。新出台的法律将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享受退休生活，而且不会耗费纳税人太多的金钱。

总之，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既不极左，也不极右，既不倾向于民主党，也不倾向于共和党。在许多领域，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民主党人正在为排除方案倾注自己最大的热情，而另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共和党人正逐渐停止自己对政府创新行为的一贯反对态度。尽管两党的分歧无法弥合，但我们仍希望双方能够在适度助推方面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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