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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长墙（第4页）

那么，伯里克利为何如此惧怕做出让步呢？战争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不可避免。即使在斯巴达公民大会决定与雅典开战之后，斯巴达人仍然为其预留了种种转圜余地，但伯里克利全都拒绝了。相反，伯里克利坚信自己无法做出一个小的让步（即撤销针对迈加拉的禁令），因为这可能令其威信严重受损。但是，早在25年前，随着雅典长墙完工，一旦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爆发，则意味着雅典将除雅典和比雷埃夫斯之外的整个阿提卡拱手让出。是什么让雅典在迈加拉问题上甘冒这个风险？

大约2400年之后，美国的经历可能蕴含着上述问题的答案。1950年1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演说，称美国今后将依靠海上和空中力量在西太平洋的冲绳、菲律宾等近海岛屿构建起“防御性外围”。这一决定经过了杜鲁门政府最高级别智囊的精心研判，看起来是将东亚其他地区让给了苏联，其中包括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长墙是流动的，但它的存在所代表的美国放弃的陆地之广阔，是伯里克利无法想象的。

然而，当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和斯大林已经知晓艾奇逊的上述演说内容）朝鲜与韩国发生战争时，杜鲁门总统在一天内决定派麦克阿瑟将军率军加入朝鲜战争。麦克阿瑟马到成功，紧接着中国也加入了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在1953年陷入僵局，超过36000名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而早在美国军队被派往朝鲜半岛之前5个月时，美国政府曾公开声称韩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

“岛屿”战略需要极强的意志力。当眼看着曾经在你控制下的区域陷入硝烟时，你要能保持自信，不能撼动盟友的信心，更不能助长敌人的志气。建造围墙和设立外围区域可能是理性的选择，因为用有限的资源去追求必然失败的事业是没有意义的。但战略并不总是理性的。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坦然自若的撤退“非常罕见”。更多时候，军队和国家无法区分有秩序的休战与卑微的投降，或者说无法区分远见与恐惧。

被放弃地区的命运将引起公众的关注和不满，军队可能会对其领导人失去信心，也会丧失自信，而且无休止的殿后行动只会强化军队的恐惧心理。这种撤退产生的后果不容小觑。注释标题CarlvonClausewitz，OnWar，editedandtranslatedbyMichaelHowardandPeterParet（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6），p.471.Emphasisintheoriginal.

伯里克利之所以不愿撤销针对迈加拉的禁令，正是出于这一担忧。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在考验雅典的决心，但鉴于公元前432—前431年，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人们开始产生这种担忧。杜鲁门看待韩国问题时也是如此。这个国家本身无关紧要，但是当它与朝鲜发生争端时（朝鲜战争之所以能够发生，离不开斯大林的支持），它就变得无比重要。

接下来就是，领导者如何拆除他们在关键利益和次要利益之间亲手设立的隔离墙。抽象的战略和战略家自身的情感永远无法完全分割：两者之间只能达成平衡。然而，两者各自所占的权重则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炽热的情感只需瞬间便可融化多年冷静反思所形成的战略，并让人在随后的数十年陷入无法冷静思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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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历史学家会说杜鲁门在朝鲜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是伯里克利的传记作者总是对针对迈加拉的禁令存有疑虑。伯里克利不得不告诉雅典人，他们的信誉危在旦夕，而这种情况本不该发生在他们身上。杜鲁门则不必向美国人及其盟友这样表态，因为他们心知肚明。

这两个案例之间的区别很重要。敌人以一种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方式来测试你的决心是一回事：你可以与他人协商，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并在达到目的之后终止行动。但你若因自身心存的不安全感而试探国家的决心则是另一回事：这种不安全感何时才有止境？怎么样才能够阻止焦虑无限扩大？如果雅典人的安全需要保留针对迈加拉的禁令，那为什么不压制米蒂利尼人，为什么要杀了米洛斯人，为什么要远离家乡与斯巴达的盟友展开陆上战争？

最后的情形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后期，位于西西里岛西部的两个城市塞杰斯塔和塞利努斯旧日的纷争再起。锡拉库萨是西西里岛上最大的城邦，它支持塞利努斯人，所以公元前416—前415年，塞杰斯塔人向雅典人求助。在此之前，雅典只是含糊地承诺为其提供保护。塞杰斯塔人坚称，如果不对锡拉库萨人进行严惩，他们将占领整个西西里岛，从而使整个西西里岛加入斯巴达人的阵营，之后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将合力摧毁雅典帝国。

这一情景与当年发生在埃庇丹努斯、克基拉和科林斯之间的情况相似，但逻辑似乎没那么令人信服。锡拉库萨作为地中海地区除雅典之外唯一的民主城邦，为何会与独裁的斯巴达人结盟？即使它确实这样做了，雅典怎么可能跨越800英里海域，来到一座比伯罗奔尼撒半岛更大的岛上击败一座规模丝毫不亚于自己的城邦呢？而且，此时雅典的声誉并未受到威胁：刚刚屠戮了附近的米洛斯人，雅典人即便放弃了偏远的塞杰斯塔也不会被视为软弱。相反，如果雅典真的拯救了那些岌岌可危的塞杰斯塔人，那么还会有多少人要求受到同等的照顾？

雅典公民大会上，人们往往更易受情绪而非战略影响，要依靠领袖来冷却人们高涨的情绪。但现在没有几位这样的领袖了。雅典城邦最久经沙场的将军尼西亚斯反对雅典被拖入“与我们无关的战争”，但他的意见被驳回。雅典公民大会深受亚西比德蛊惑，亚西比德以长相俊美和在体育竞技场上的英勇表现闻名，但行事并不稳重。这名“孔雀男”声称，西西里岛的捍卫者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容易被贿赂，将其击败会为雅典赢得整个西地中海帝国。没有任何人能说出雅典帝国的扩张应该止于何处，因为“如果我们停止统治他人，我们将面临被统治的危险”。这也是伯里克利反对撤销针对迈加拉的禁令时曾给出的理由。

现在，被困在亚西比德的光环和伯里克利的灵魂之间，绝望的尼西亚斯只好夸大对这次远征费用的估计，但这反而使雅典民众的情绪更高涨。因此，公元前415年，雅典公民大会指派尼西亚斯发兵西西里岛，他麾下是一支庞大的舰队——164艘三层桨座战船和运输船、5100名重型步兵、480名弓箭手、700名船员、30名骑兵。亚西比德担任联合指挥官，他温和地提醒大家：“离开了对方，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将一事无成。”

然而，兵锋所至，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没有顶用。尼西亚斯无精打采，经常生病。亚西比德因为道德败坏被召回雅典接受审判，最终叛逃到斯巴达人的阵营。考虑到海上运输的限制，雅典人的兵力配置中骑兵较弱，而他们的对手则骑兵充裕。西西里人英勇奋战，战斗力盖过了雅典的增援部队。感觉到机会近在眼前，斯巴达人此次行动迅速且出其不意：他们与科林斯人合作，派遣了自己的舰队，在锡拉库萨的大港口追获并击沉了雅典人的舰队。

与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的薛西斯一世不同，雅典人现在无法回家。因为部队士气低落、纪律涣散，他们无意中透露了口令，从而输掉了一场关键的战役。他们缺乏食物和干净的饮用水，只能喝下混着血的水。他们将战亡者的遗体遗弃在战场上，这是闻所未闻的亵渎神明的行为。最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投降，在锡拉库萨采石场内被监禁数月，没有遮风避雨之处，缺衣少食，周围全是腐烂的尸体。修昔底德感叹道：“人类所知晓的一切苦痛，他们无不体验过一遍。”

战略需要一种全局观，能够揭示各个部分的重要性。雅典人在西西里岛便失去了这种全局观。超过一半的雅典帝国军队在那里聚集，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返回。与此同时，正如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斯巴达人在距离雅典城墙13英里的地方扎营，成千上万的奴隶从阿提卡撤离，而从赫勒斯滂海峡到爱琴海南部的属国盟友都蠢蠢欲动，计划起义”。双方实力差距达到了难以名状的程度，但在转到其他话题之前，或许我们应当回顾修昔底德关于未来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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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人在西西里岛投降的2382年后，美国派遣了543000名士兵前去协助越南共和国，即后来亨利·基辛格口中的“一大片陆地上的一个小半岛”。截至1969年，平均每周有200名美国人在中南半岛丧生。越南共和国于1975年投降，截至此时，共有58213名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阵亡。这使越南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成本第四高的战争，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失败的一场战争，其中理由也最难以解释。

越南战争不像朝鲜战争那样以闪电战开始，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联合持久抗战，最终迫使美国撤军。越南战争也不是为更大国家而打的代理人战争，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决定何时开战，如何行动，以及如何停战，由苏联和中国提供支援。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之后不久两国与美国的关系都有所缓和。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正在发生很多事。1969年，苏联在战略导弹能力方面超过了美国。1968年，苏联粉碎了当时从内部改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有希望的努力——“布拉格之春”。1967年，以色列击败其阿拉伯对手并占领约旦河西岸，重塑了中东地区的局势。1966年，法国从北约撤军，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开始外交接触。1965年，美国的种族暴乱和反战抗议活动达到内战以来的最严重水平。整个20世纪60年代，在离佛罗里达海岸90英里的地方，部署有一颗自称来自苏联的卫星，这里也曾部署核弹头导弹，险些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与当时美国的整体利益相比，美国在越南几乎没有什么利益关系，为什么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投入如此之多？我认为，修昔底德笔下类似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答案。公元前432年，伯里克利告诉雅典人，迈加拉可能看起来无关紧要，但如果屈服于这件小事，“对方就会得寸进尺，提出更高的要求”。1963年11月22日早晨，约翰·F.肯尼迪曾警示得克萨斯州的听众，“如果没有美国，越南共和国将在一夜之间崩溃”，而且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都将变得不堪一击。伯里克利曾坚称：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一切手段，抵抗敌人的进攻”。肯尼迪则补充道：“我们仍然是通往自由之门的基石。”

无论这两起事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相差多远，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如果一个国家的名誉受到质疑，那么其能力必须变得无限强大，否则虚张声势将成为常态。这两种方法都不可持续：这就是为什么长墙最初得以存在。它是将重要的东西和不重要的东西区分开来。一旦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导致长墙倒塌（正如伯里克利和肯尼迪所做的那样，不愿有所舍弃），则恐惧就会变成实际的景象，景象会投射成为映象，并且随着映象不断扩大，它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从而难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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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共和国垮台后不久，1975—1976学年，被分配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每位军官都收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邮件包裹。打开后是一本厚厚的平装书，每位军官都被要求在到纽波特报到之前从头到尾阅读此书。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曾在越南服役，有的人甚至数次上过越南战场。他们身边都有战友在那里牺牲或负伤。没有人想谈论起这场战争，而且截至此时也没什么与此有关的历史书可读。但我们可以读修昔底德，这就足够了。

我被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招募来共同教授“战略与政策”课程，尽管我比所有“学生”都年轻，也没有任何军事经验。这位将军对资历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坚持要求将古典著作与现代事务相结合。他决定，我们的课程将覆盖越南战争（这里毕竟是一所战争学院，而且他是校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跨越大约2500年的历史长河。因此，在我的研讨课上，我们开始讨论这位古希腊人，在此之前，我对他的认知只是一座严肃的雕像。

本着修昔底德的精神，我们很快就开始反思一些相似之处。首先是一般化的概念：围墙、军队、海军、意识形态、帝国。其次是更具体的战略：雅典人与斯巴达人谁更好地做到了目标与能力相匹配？再次是类比：从中我们能否领悟到关于冷战的问题？又次是民主制度：雅典的民主制度是否导致了自我毁灭？最后是问题：当雅典人派遣了一支军队前往西西里岛时，他们是怎么想的？在这个阶段，同学们开始时都噤口不言，之后便都畅所欲言。在越南战争这一议题上，我们谈论了好几个星期。我们不只是在讨论，我们那时其实还在做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那时这一疗法还没有名字。是修昔底德教会了我们这一切。

我花了几十年时间，想弄清楚为什么这种方式能行得通。终于，在2008年秋天为耶鲁大学新生开设的一门研讨课上，我找到了答案。这些学生年纪轻轻，是我在纽波特认识的那些军官的孙子辈。他们之中没人经历过战争，但他们都读过托尔斯泰，因为秉承着特纳将军的精神，我要求他们逐字逐句阅读《战争与和平》。他们不仅这样做了，而且之后即使在我没有将其布置为阅读任务的日子里，他们也开始提起这部小说。有一天，我问他们，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安德烈公爵、娜塔莎和笨手笨脚的皮埃尔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点？一如在纽波特的场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后，有三个学生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同样的话：“他们让我们感到不那么孤独。”

修昔底德不会这样说，但我认为，当他鼓励读者“通过认识过去更好地理解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即使不是过去的镜像，但同过去总是相似的）”时，他想要表达的正是这一观点。因为若不能感知过去，未来可能只剩下孤独：健忘症会令人饱受孤独的痛苦。但是，仅仅以静态的方式了解过去（将其视为固定在某个时间和空间）同样毫无益处，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且规模也是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不断转换的。我们通过历史事件、文学作品或两者的结合来了解这些。因此，修昔底德和托尔斯泰与我们的距离比你想象的更近，我们很幸运能够随时参与他们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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