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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主席先生主席先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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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主席先生，主席先生

后来，奠边府这个幽灵在美国人心里变得越来越可怕，但在当时，那还是别人的事。它的陷落不是1954年唯一的大事，甚至不是重要事件之一。那一年对美国来讲就是新闻之年。1月，世界第一艘核潜艇“舡鱼”号驶出康涅狄格州格罗顿市的海军造船厂。6个星期后的底特律，6位密歇根州的共产党领袖被指控阴谋推翻美国政府。面对即将到来的不可否认的经济衰退的迹象，总统决定在3月12日的内阁会议上，将经济衰退称为“循环调整”。

1954年，《麦考尔》杂志在复活节出版的那一期介绍了“患难与共”的概念，它立刻风靡一时，有了社会改革的意味，几乎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美国的目标。4月1日，空军学院成立，第一期学员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劳里空军基地宣誓入学。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将华盛顿州契夫约瑟夫大坝的建造合同交给了一家美国公司，而拒绝了报价较低的英国公司。国会两院通过了修建圣劳伦斯河航道的议案。

朱利叶斯和艾瑟尔·罗森堡夫妇被处决。在此之前，白宫外有人示威反对这一判决，而另一群喧嚣的年轻示威者则举着标语牌，写着“两份煎罗森堡肉排即将出炉”。海军作战部长罗伯特·卡尼告诉记者，他和他的参谋团预计中国将在一个月内挺进金门和马祖的近海小岛，从而让冷战气氛更加紧张。总统说：“他们掌握着我没有的情报。”但他警告说，要进攻中国台湾地区，“就得从第七舰队身上踩过去”。7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内阁成员个个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得知经济指标很快就会上升，“循环调整”即将结束。8月的卡罗尔飓风吹倒了波士顿历史悠久的旧北教堂的塔顶。9月，埃德娜和黑兹尔飓风旋即杀到。

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在百慕大群岛商讨世界和平。10月5日，原子能委员会批准了一份合同，埃德加·狄克逊和尤金·耶茨执掌的一家南方公共事业集团将在西孟菲斯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修建一座发电厂。艾森豪威尔总统形容他的政府的政治哲学时，先是用“有活力的保守主义”，然后是“进步的、有活力的保守主义”，接着是“进步的温和主义”，然后又是“温和的进步主义”，最后是“积极的进步主义”。1954年12月21日，克利夫兰市的整骨医生塞缪尔·谢泼德被判于7月4日谋杀其妻子玛丽莲罪名成立。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在中西部向听众做着激动人心的演讲。第一批有关吸烟与心脏病联系的权威报告发行后，在全国畅销一时。

《花花公子》每份售价50美分，这10年中的报摊上与其竞争的畅销刊物有：《鉴赏》（50美分）、标榜“未经审查，不得出版”的《秘密》（25美分）、《疯狂》（10美分），以及20世纪50年代最畅销的期刊《电视指南》（15美分）。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电视指南》已有53个地区版本，订阅人数达700万人。

美国的毒品文化还远在将来，但在一些波普音乐会上，人们能从爵士乐大师迈尔斯·戴维斯和瑟隆尼斯·蒙克那诡异神秘的音乐中，隐约听出毒品文化的根源。他们把钱叫作“面包”，女孩叫作“小鸡”，了解说成“啪嗒”；过去形容某些事为“极好”的，现在用“疯狂”来代替。形容疯狂的最高程度的词是“酷”、“棒极了”、“终级”、“遥不可及”（后者还发展成“目不可及”）。去欣赏就是“去嬉皮”，有人嬉皮到了精神恍惚的地步，不久就会被叫作“嬉皮士”了。

在这10年里，广告的流行语成为知识界的笑料。随着社会越来越重视广告人，他们也更加精明，他们创造的简短的广告语已成为语言的一部分。1954年，最流行是加上“wise”后缀的词，表示“关于……”“在……方面”或“以……的方式”。过多使用后，它便成为万能词。人们不说“今年的汽车都是镀铬的”，而说“关于汽车款式，今年都是镀铬的”。在钱方面，大亨都是富有的；在排序方面，输家都是最后一名。在年龄上，女孩都是年轻的；在穿着方面，她应该是时髦的；在性格上，她应该是魅力四射的。以痛饮的方式喝酒后，你可能会熟睡一晚；关于头脑，早上一定会难受；关于工作，你必须赶着去上班。

在麦迪逊大道的一端，坐落着音乐圣地——叮砰巷，当时那里还是民谣歌手的天下。1954年最流行的金曲是基蒂·卡伦的《事小情深》，紧随其后的包括佩里·科莫的《被需要》、弗兰克·辛纳屈的《年轻的心》以及板刷头乐队（当时只有古典音乐家才会留长发）的《嘘……砰》。阿奇·布莱耶的《希兰度的秘所》也是当年令人难忘的小调。“4个老A”演唱的《喷泉里的三枚硬币》（《罗马之恋》）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该片由多萝西·麦克吉尔、克利夫顿·韦伯和简·皮特斯主演，是一部高级彩色宽屏电影。1954年，关于纽约码头区腐败的消息不断传来（4月15日，阿尔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被开除国籍），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将这一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颁给了《码头风云》。其他获得奖项的电影还有《叛舰凯恩号》、《乡下姑娘》、《七新娘配七兄弟》、《龙凤配》、《纵横天下》、《电话谋杀案》、《后窗》以及迪士尼出品的《海底两万里》。电影仍然赚不了大钱，但当时有才华的人还是留在了好莱坞。

《剧艺报》杂志列出了1954年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我爱露西》、《法网》以及格劳乔·马克思和埃德·沙利文的杂烩节目。当时唯一真正优秀的电视喜剧节目是每星期六晚，希德·恺撒和伊莫金·古柯主演的《你的演出的演出》。该片播放160集后停播，广播公司认为观众不再感兴趣了。1954年，机智问答节目尤为流行：《我有一个秘密》、《停下音乐》、《猜猜是谁》、《猜歌曲》、《猜歌词》。有些问答节目设有高额奖金，如《二十一》、《6.4万美元的问题》都曾风靡一时。电视节目中，时间较长、奢侈的盛大场面更令人感兴趣。1951年，吉安·卡洛·梅诺蒂为电视台创作了平安夜音乐剧《阿玛尔和夜话者》，受到广泛欢迎。但1954年的重头戏《绸缎与马刺》糟糕透顶，以至于其主演贝蒂·休顿退出了影坛，尽管第二年其情况似乎乐观一些。玛丽·马汀的杰出影片《小飞侠》准备于1955年3月7日在电视上播放，那时正在签订合同。

显然，电视给美国的道德观念带来了巨大影响，但要定义影响的本质绝非易事。有人认为，电视网络太过开放，太过听之任之了。电视收费比广播收费更高，而且关于性的话题更为直白。大V领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令人兴奋的设计，让女演员的胸部看起来很是丰满，并让她们以此为豪。德西·阿纳兹的妻子兼合作演员露西·鲍怀孕后，《我爱露西》的节目制作人抓住这个机会，每星期都会插播露西怀孕后的情况。甚至拍摄了因为露西的孕吐反应，德西也跟着呕吐的情况。

事实上，电视仅仅是一种趋势，10年后这个趋势的真正含义才会显现出来。媒体本身永远不会成为领跑者。它只是忠实地反映出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方式，而它本身也是温和、无害、不引起争议的。电视中最常见的主题是迷人可爱但与现实问题毫不相干的，例如洛丽泰·扬在每次节目结束前所说的陈词滥调、戴夫·加罗威的“和平”、雷德·巴顿斯在画面外伴舞的“好好歌”。

这些节目是商业性的吗？绝对是。商业利益的动机与“患难与共”的概念一样神圣，谁要嘲笑它，就会被认为是搞颠覆活动的确凿证据。每个人都在出售某种商品，美国人也乐此不疲，美国市场的多样性在世界上已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巴腾-巴顿-德斯廷和奥斯本广告公司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进行的一项秘密调查报告指出，外交政策在美国选民心中是首要问题，共产主义渗透美国的问题位列第二，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家广告公司不过是告诉雇主想要听到的东西罢了。美国人想要经济繁荣，而且也正处于繁荣时期——他们的体重因繁荣而上升，他们也享受着体重计读数增加的乐趣。市场正在蓬勃发展，而且还将更加繁荣。底特律市预计雪佛兰的戴娜·肖尔牌汽车在1955年会创销售佳绩。汽车工业预计下一年将售出800万辆车，比之前任何一年都多出近100万辆，他们信心十足，而且也是情理之中的。

1954年2月，7500多名共和党人来到华盛顿椭圆广场庆祝林肯纪念日，他们吃着盒装的炸鸡午餐，唱着《上帝保佑美国》。总统到场做了简短讲话。那时，他没有卖弄“温和的进步主义”或类似概念。他用了简单的术语“保守主义”，短暂停顿后，他坚定地说：“千万别害怕使用这个词。”他们听后欢呼雀跃，共和党的中产阶级也兴高采烈。他们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坚定保卫者，他们保守、富裕、墨守成规，他们为此感到自豪。他们不愿与怪人、赤色分子、异端、放荡不羁之人、激进者、傻子、布尔什维克、疯子、“左”翼、赞同共产党者、呆子、古怪的老家伙和神经质的人有任何瓜葛。“鸡蛋头”更是他们讥笑的对象。他们不允许那些怒目而视的大学教授搞乱他们的工作。1954年4月13日，詹姆斯·雷斯顿在《纽约时报》上报道，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示下，原子能委员会宣布在奥本海默的控诉案审查清楚之前，他不能参与其他工作。奥本海默被指控“自1月21日起，费尽心思地阻挠美国研制氢弹的计划”。

5个月前，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前执行秘书、参议员布里恩·麦克马洪的高级助理威廉·博登提出该控诉。1953年11月7日，博登写信给埃德加·胡佛，表示“奥本海默很可能是苏联间谍”。信中附着一份详细的材料，包括1942年4月以前的指控内容：“他每月会捐给共产党一大笔钱”，“他的妻子和弟弟都是共产党人”，“除了共产党人，他没有任何亲密朋友”。

博登的动机尚不明确，他没有任何新证据。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就已经知道奥本海默是一个随心所欲、中间偏“左”的理论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工作，最近他与华盛顿也没什么联系。他曾经是不少于35个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但1952年7月，他辞去了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自艾森豪威尔执政起，他已将大部分精力投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学院的工作，他出任院长。作为政府顾问，他保留着参与最高机密的特许证，但从未使用过。博登控告奥本海默时，他根本不在美国。1953年，他受邀出席英国广播公司声望极高的里思讲座，担任发言人。在英国期间，牛津大学决定颁给他荣誉学位，这是他的第6个荣誉学位。这很难说，奥本海默和牛津大学谁给谁增光。此时，这位美国最杰出的科学家已是欧洲各个学会的成员，各种奖金、荣誉和外国勋章不断向他涌来。在美国国内，从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到《大众机械》的名人堂，都有他的大名。

现在博登却说他是苏联间谍，他更像是科学界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在美国两大核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和利弗莫尔之间，有两种不同的思想主张，双方的核物理学家展开激烈争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中有奥本海默的同事和学生，他们认为核导弹应该是美国军火库中众多武器的一种，这被称作“有限遏制”。而利弗莫尔（或说“泰勒实验室”）则认为国家安全取决于核打击力量的无限发展，这被称为“无限遏制”。大多数科学家赞同“有限遏制”，但提倡“大规模报复”的政府显然倾向于“无限遏制”。利弗莫尔派占了上风，实际上这也是奥本海默躲到普林斯顿的原因之一。但他的对手还不满足。这场辩论让某些科学家变得狂热起来——这毫不奇怪，因为该问题可决定人类的未来，爱德华·泰勒的某些崇拜者下决心诋毁奥本海默。他们显然都支持博登。

然而，博登不过是写了一封信。华盛顿的办公桌上堆满了这样的信。除非某个官员认为信中有问题，否则这种诋毁他人的信是不会得到注意的。这就是此次事件的真实情况。埃德加·胡佛很久以来就对奥本海默心怀疑虑。1947年，胡佛用尽一切手段把奥本海默列为危险分子。据《先驱论坛报》报道，联邦调查局关于奥本海默的文件堆了4英尺6英寸高。博登把信寄给胡佛真是再合适不过，而他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胡佛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准备奥本海默的档案，整理出了一英寸厚的摘要。11月30日，他将材料寄给白宫，同时也抄送给原子能委员会的刘易斯·斯特劳斯和国防部长威尔逊。阅读完毕，威尔逊致电总统，要求不让奥本海默接触一切军事设备。艾森豪威尔说这“让人烦恼不已”（当然，不管你对奥本海默看法如何，你也会因此烦恼），并召开紧急会议，商议这份控诉材料。他问，这位科学家知道这些材料吗？艾克得到否定回答后，下令举行听证会。同时，他说他希望在奥本海默与所有政府机密之间有一堵“大墙”。这是个引人注意的提法，尽管当时在场的只有威尔逊、斯特劳斯、布劳内尔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卡特勒，但这个决定还在华盛顿引起众多议论，最后传到了参议员麦卡锡的耳朵里。

奥本海默刚从英国回来，就收到让他打电话给海军上将斯特劳斯的消息。斯特劳斯催促他立刻赶往首都，事情紧迫，并且不能在电话中商议。12月21日下午，这位科学家进入宪法大道上原子能委员会所在的闪闪发光的大理石大厦，在236房间——这位上将宽大、镶着壁板的办公室，他发现斯特劳斯正与委员会总务处长肯尼思·尼科尔斯少将商议问题。他们请他在会议桌旁坐下。在一阵寒暄和小聊几句朋友的近况后，斯特劳斯尽可能得体地告诉奥本海默，他被怀疑犯了叛国罪，并向他说明了艾森豪威尔的指示，然后同他商议如何体面地退出，但奥本海默拒绝接受。

圣诞节前夕，让他特别难堪的事发生了。原子能委员会的保卫人员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没收了他手里的一切机密文件。听证会计划于4月举行。赖斯顿知道了这一情况，他打算在一切有定论后才发表，但麦卡锡已计划在参议院宣布这件事，说他迫使政府采取了这一步，赖斯顿便公之于众，引起轰动。为了不再引起更大的轰动，随后举行的听证会都有点儿偷偷摸摸的意思。会议在T-3号临时大楼举行，这是战时物价管理局官僚主义破败的遗迹。此次听证会不向媒体和公众开放。为防止记者知晓会议地点，奥本海默从后门进入。这次审判（就是名副其实的审判）在T-3号大楼2022号房间举行，这个24英尺长、12英尺宽的办公室被临时改造，以便放置桌椅及一张破旧的皮沙发。奥本海默坐在那张沙发上，后来一个与会人员回忆，这位科学家“懒散地靠在沙发上，有时心不在焉，在这种情况下，沙发就成了被告席”。

房间的另一端是审判席。那里坐着审判奥本海默的法官：戈登·格瑞、退休的工业家托马斯·摩根以及西北大学化学系名誉教授沃德·埃文斯。代表原子能委员会的是人事安全部的律师罗伯特·罗布。罗布采取了控方检察官般咄咄逼人的态度，让此次审判的气氛更为紧张。他对奥本海默采取蔑视的态度。走进2022房间的陌生人一定想不到接受审判之人，就是成功制造出原子弹的实验室的负责人。罗布在整个过程中使用各种审判手段，例如自己背对窗户，让阳光直射被告的眼睛。听证会的992页记录满是他蔑视的口吻。

偶尔，奥本海默那魂不守舍的声音会通过一个手提式扩音器传出来。这是用战时的G-2型电话录音带录下的，没征得奥本海默本人同意，他甚至不知道此事。这是有意羞辱，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安德烈·马尔罗阅读会议记录后，对于奥本海默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竟坐在那里任由罗布故意侮辱感到震惊。马尔罗说：“他应该站起来，大喊‘先生们，我就是原子弹’。”但奥本海默太缺乏自信，太过羞怯，而且在摧毁广岛后思考过多。他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告诉朋友的：“我们做了魔鬼的工作。”

搜集了40名证人的证词后，听证会暂时休会以得出结论。指控奥本海默是敌人的间谍，这一点不成立：“我们特别重视他的忠诚问题，并得出明确的可使美国人民安心的结论：他是个忠诚的市民。”的确，陪审团指出：“奥本海默博士似乎高度谨慎，这反映出他拥有保守重大机密的超常能力。”审判小组中唯一一位科学家埃文斯主张恢复奥本海默进行机密工作的资格，但格瑞和摩根不赞同。他们不喜欢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他们认为，他的“社交关系反映出，他压根儿不把保密制度放在心上”。接下来便是他对研究氢弹缺少热情的问题，这一点比较麻烦：

我们发现他在氢弹研究项目中的行为令人十分不安，以至于有人质疑，如果在关系国防问题的计划上，他的态度依然如此，那么他继续参加以后的工作，是否能符合最高的保密要求。

奥本海默就这项2∶1的决定向原子能委员会提起上诉，委员会又以4∶1的投票结果维持原判。亨利·史密斯委员希望其他委员看到，奥本海默的“忠诚和可靠显而易见”，从他杰出的光辉成就来看，“他的贡献会在未来对美国有重要价值”，而且“保密制度……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规定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但正是在这些方面，其他委员与他看法不同。一个有着巨大成就之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谅解，而就奥本海默对热核武器的复杂心情，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也没有采取像格雷那个委员会那么强硬的态度。但他未能与相信异端政治邪说的朋友和亲人划清界限，这一点也不能忽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肃清奥本海默产生的影响正好与其敌人想要的背道而驰。奥本海默现在具有一个殉道者的新形象，泰勒反而像被社会抛弃的人。策划这起阴谋的人本来期望泰勒会成为核物理学的新掌门人，然而他却被排挤了。他是唯一反对奥本海默的著名科学家，因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而被人瞧不起。他也是一个叛徒，同时背叛了科学界同事和科学本身。开科学大会时，他遭到其他科学家的冷落；他陈述观点时，他们便离席了。最终，他得到了宽容，但再也得不到信任。在小组讨论和谈话中，同行们对他都敬而远之。他向恩里科·费米求救（当时费米已不久于人世），这位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泰勒，但批评泰勒的人认为这是他又一次违反道德的做法。他们认为他是追求名利之人，继续冷落他。在科学界，他那“奇爱博士”的形象已经形成了。

与此同时，西太平洋的一阵风让“奇爱博士”象征的人类命运成为焦点，给美国人展示了一副短暂而恐怖的景象，让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会对自身和世界造成什么影响。3月1日，罗布正在准备反对奥本海默的材料时，原子能委员会在埃尼威托克岛东边的比基尼岛上试爆了第二枚氢弹。其效果超出预计，它以相当于1800万~2200万吨TNT当量的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威力的900~1000倍）炸开了珊瑚礁。然后，风吹来了放射性尘埃。气象学家预计一股强风会往北刮去。然而，风却吹到了比基尼岛往南120英里的地方，远远超出了炸弹测试人员划定的危险区域。这些放射性尘埃落在一艘日本渔船上。恐怖的是，这艘船起错了名字——“福龙丸五号”。最初，受到惊吓的日本渔民认为遇上了前所未有的热带暴风雪。直到他们回到家乡烧津港口时，可怕的真相才开始浮出水面。全部23人都病了，并且住院接受治疗。随后，其无线电操作员死了。与此同时，高敏度仪器检测出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欧洲等地的雨水中含有放射性物质，甚至飞过印度的民航机的燃油中也检测出这种物质。

这又在关于死亡的词汇表中加了一个新词：锶90或放射性锶，这是有高度放射性的锶同位素，半衰期为25年。这就是那场袭击了“福龙丸五号”的致命的“暴风雪”。锶90像钙一样在骨骼中累积，与放射性碘（已在渔民的甲状腺中发现）结合，成为致癌物质。据说，它会进一步影响子孙后代，尽管这需要几代人之后才能检测出来。斯特劳斯上将称这些警告危险的科学家是“绥靖派”和“杞人忧天派”。他将自己的技术团队派往世界各地，而他们的发现似乎与此次调查的代号“阳光行动”一致。其他调查人员则愁眉不展。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名誉教授斯特蒂文特说：“这个爆炸了的氢弹最终会导致生育出更多的畸形儿。”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遗传学教授柯特·斯特恩说：“由于过去的氢弹试验，现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体内都含有少量放射性元素。”比基尼岛氢弹试验的顾问、美国海军科研局原子弹研究处负责人、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预计，到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放射性物质在平流层的积累量会超过最大安全许可量，从而影响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健康。

20年后，这个问题似乎使那个春天发生的所有事都黯然失色（布里克修正案引发的激辩、中南半岛的危机以及奥本海默的革职），但那个时候，放射性物质和那些事一样，被认为荒谬无比、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甚至被毫不重要的问题所遮盖，以至于人们严重怀疑民主制度能否应对20世纪后半叶的挑战。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置信，但当时，在整整35天的时间里，全美国都卷入这场争论：是谁将“左”翼的陆军牙医欧文·佩雷斯，依惯例从上尉提升为少校的？

参议员麦卡锡一再询问：“佩雷斯是谁提升的？”他无法找出答案，而他对真相也没有太大兴趣。佩雷斯只是他插手军队的借口。事实上，这位牙医晋升为少校，并不是出于其上级的许可，而是根据《医生法（草案）》顺其自然获得的。相关规定使军队收入与公民收入相平衡，麦卡锡本人也赞同这一点。1952年10月，佩雷斯加入陆军。第二年便获得铜橡叶章。后来发现他是美国劳工党成员，在当时几乎等同于共产党。1954年1月30日，他在新泽西州基尔默营的麦卡锡小组委员会上做证时，援引了第五修正案。军务处长已下令让第1集团军把他解职，三天后他被革职。但对于威斯康星州这位新上任的参议员来说，这还不够。麦卡锡认为，军队应该对佩雷斯进行军法审判。如果不这样做，就证明共产党已渗透陆军部，他便打算使用自己的调查权力来挽救这一局面。

研究麦卡锡的人认为，麦卡锡要的远不仅如此，事实也的确如此。麦卡锡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反对陆军的理由就是它代表确立的权威——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了。在未发现共产主义这个议题前，麦卡锡第一次在华盛顿挑拨离间时，就是与陆军进行较量。在阿登战役期间，73名党卫军在马尔梅迪屠杀了150名美国战俘。战争结束后，他们被判处死刑。而在1949年，麦卡锡曾为这些党卫军讲话。人们的抗议使这位参议员登上了其梦寐以求的头版头条（“麦卡锡抨击残暴行为”、“麦卡锡暗示有秘密证人”、“麦卡锡控诉掩盖真相的行为”等）。这些德国人被宽恕，但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麦卡锡不再与五角大楼较劲。但他对陆军没有旧怨，也没有利益冲突。1954年年初，他有更强烈的动机去攻击其他机构。攻击陆军并不是他的决定，而是两个优秀的年轻人为他做的决定。这两个人是麦卡锡的下属，可以说是20世纪50年代的利奥波德和洛布，他们分别是罗伊·科恩和戴维·沙因。

科恩是他那一代人中热衷政治的年轻人的典型，正如后来的马里奥·萨维奥和马克·拉德是他们那一代的典型。他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反应迟钝、目中无人，却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他下垂的眼皮和奇怪的肉感的嘴让他显得阴沉而狡猾。他像麦卡锡一样，喜欢为了争吵而争吵。科恩总是将黑发梳得很整齐，这大概是能体现他出生于良好家庭的唯一标志。他的父亲是民主党人，是纽约最高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罗伊的母亲崇拜自己的孩子。罗伊还是个孩童时，有一次受邀参加短途旅行，带队者是他一个朋友的父亲。这位父亲接到科恩夫人的电话，她说：“你太幸运了。罗伊要和你一起去，他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知道许多事情。我相信你一定会从他那里得到极大的乐趣，也许还能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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