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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内讧不断（第5页）

海伦：哦，保罗！手术很成功。

保罗：你是说，小家伙没事了？还会继续担任棒球击球手？

海伦：是的，昨晚，我一直都在做祷告。

保罗（温柔地）：你的祷告奏效了。

海伦（停顿良久）：是的，保罗，我的祷告——奏效了。

《年轻的宇航员》像赫白龙·卡西迪一样老生常谈，《我最爱的丈夫》像奥奇和哈里特一样愚蠢，《世界转动之时》和《夜之边缘》则像海伦·特伦特一样花哨。电视节目好比“天下乌鸦一般黑”。星期日晚间时段不是《第一影室》与《飞歌好年电视剧场》的较量，而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埃德·苏利文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史蒂夫·艾伦之间在晚上8点的竞争。苏利文签下当时最贵的明星嘉宾猫王而拔得头筹。猫王曾是孟菲斯的卡车司机，他最令人难忘的歌词是“去吧……去寻找爱情”。为了让猫王上三次苏利文的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惜花费5万美元——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许多严肃电视剧剧本或纪录片。

电视节目的道德标准与好莱坞的电影一样无法捉摸。猫王的骨盆和费伊·爱默森大开的领口都是可以接受的，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戈弗雷发人深省的话语却被看作“马车夫的幽默”。当诺埃尔·科沃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出品的《福特明星剧院》中仍保留在《欢乐精灵》中出现的“浑蛋”等不文明用语时，《时代周刊》发表评论说：“上星期，观众在电视上听见了最猥琐和最不敬的话。”网络监督者经常找格劳乔·马克斯的麻烦，杰瑞·莱斯特的古怪行为（“我是豆包”）也冒犯了一些人，但节目还是在悄无声息中通过了审查。从某种程度上看，审查制度似乎只是拿谁开刀的问题。有奖问答类的节目几乎可以容忍所有污言秽语。但是，当反共分子创办了一家名为AWARE的公司并抹黑约翰·亨利·福克（像威尔·罗杰斯一样喜欢讲俏皮话）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迅速解雇了他。福克必须提起公诉才能恢复原职。6年后，他赢得诉讼，但诽谤者却没受到任何惩罚，其中包括《赢得所有钱》的节目主持人克莱顿·巴德·科利尔。

2月，一项调查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众的观影品位。排名前十的电视节目分别是《埃德·苏利文》、《6.4万美元有奖问答》、《佩里·科莫》、《我爱露西》、《12月新娘》、《天才发掘者》、《赌你一生》、《瑞德·斯凯尔顿》、《我的拿手绝活》和《华特·迪士尼》。总体上，这些节目都比较平淡且华而不实，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题则是打闹喜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表现出电视在新媒体宣传工具、国民性格乃至时代精神方面的意义。艾伦·泰特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悲剧在于大众传媒破坏了通过感情交流思想的方式。路易斯·克罗嫩伯格表示，在电视机的方屏幕出现后，一切保护隐私的墙壁就此崩塌，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他说，美国已成为偷窥者的国度。

但在美国并不是所有话都是对着话筒说的，还有许许多多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这些话印在书本上、盲文中、磁带中、报纸上、留声机中、电影胶片中、塑料上、画布上，甚至建筑中。交流方式在不断变革，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20世纪60年代的性。从未有过如此大量的信息被传送出去，也没有过这么多的传送方式。信息量大得十分惊人。1950年起，每年在杂货店和报摊售出的平装书为2.5亿本，每本售价在25美分、35美分和50美分（大本）不等。印刷行业已有8.1万种书籍在印刷中，其中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就多达17个版本。布罗根表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美国大众的品位正在提升。”1952年1月，平装图书的销量如下：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售出40万册，《裸者与死者》125万册，《1984》75万册，《欲望号街车》50万册，带着抽象封面设计的《奥德赛》译本售出35万册。源自加拿大的大江被原木堵住了，它们都等着在加工坊被制成纸浆，这样美国读者既能娱乐又能受到教育和启发，有所觉醒。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纸张被运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纽约时报》、《评论报》、《花花公子》、《假日杂志》和格罗夫出版社，它们被送去印刷《大英百科全书》、《冷暖人间》、《疯狂杂志》和《美国学者》，以及哈罗德·罗宾斯、约翰·克罗·兰塞姆、诺曼·卡曾斯、马克斯·勒纳、艾伦·塔特和路易斯·克罗嫩伯格等人的著作。

随着电视业蒸蒸日上，美国5000家电影院票房惨淡。厄尼·科沃斯和《一日女王》偷走了曾为克拉克·盖布尔和金吉·罗杰斯倾倒的观众的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嵌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上的明星名字也变得黯淡无光。那里苦涩地写着：“购买圣诞邮票，打倒电视。”如果没有海外收入，好莱坞早就关门大吉了。这也是海外收入第一次占到电影总收入的50%。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说：“大众喜欢驾车出游，观看电视，将来我们的业绩肯定会有所下滑，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电影只在夏日放映。自战胜日本以来，乡下影院已从351家增至7000家。同时，那些位于大街上老式的华丽电影院如主街、派拉蒙、首都、宝石、福克斯、竞技场剧院这些在整个“大萧条”时期最值得骄傲的事业，都已逐渐没落。

全美观看电影每星期人数统计表明，约4500万人不再看电影了。宽银幕电影曾引起短暂的轰动，不久又再次跌落谷底。老板关闭包厢，解雇员工，亲自去叫卖爆米花。不久，电影只在周末上映，最终，不少电影院关门大吉，其中一些被改造成保龄球馆、超市、银行、公寓，甚至教堂。很讽刺的是，在曼哈顿，电影院改建成了电视演播室。在大都市周边和小城市中，电影院早已布满灰尘，成为老鼠聚集之地，最终成为火灾隐患，有碍观瞻。由于电影院大门很容易撬开，于是也成了流浪汉藏身和情人们约会的地点。银幕上曾上演保罗·穆尼为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辩护，加里·库珀宁愿遭受折磨也不愿泄露骑士的行踪，此时这里却到处都摆满空酒瓶。查尔斯·布瓦耶在这里乞求赫蒂·拉玛尔与他私奔逃离卡巴斯，伯纳黛特饰演的詹妮弗·琼斯则在这里受到圣母玛利亚的召见，如今，走廊到处扔满了烟头、卫生纸和用过的避孕套。

但电影仍是一种社会力量。在某些情况下，电影将社会集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麦克·托德的《环游世界80天》就是个极好的例子。片中共有29位明星、68894名群众演员、7959只动物——包括4只鸵鸟、6只臭鼬、15头大象、17头公牛、512只猴子、800匹马、950头驴、2448头野牛、3800只羊和一头受惊的奶牛。类似的影片还有《火车怪客》、《白鲸记》、《晴空血战史》、《黑狱亡魂》、《金臂人》、《红男绿女》、《危急时刻》和《桂河大桥》。新兴的明星，如朱迪·霍利德、柯克·道格拉斯、玛丽莲·梦露、威廉·霍尔登和雪莉·麦克雷恩，至少与战前的银幕之星一样优秀。

电影业的主要问题在于票房收入不高，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外国电影逐渐受到欢迎。战争爆发前，经常看电影的观众从未看过欧洲电影，上映的少数英国电影也单调乏味、令人生厌。约瑟夫·阿瑟·兰克改变了这一状况。亚力克·吉尼斯、杰克·霍金斯、迈克尔·雷德格瑞夫等英国演员在美国像美国演员一样家喻户晓。意大利人送来了安娜·玛格纳妮和吉娜·劳洛勃丽吉达，奥地利人带来了玛丽亚和马克西米利安·谢尔，法国人有碧姬·芭铎和伊夫·蒙当，日本人则有三船敏郎，瑞典拥有一个剧团，该剧团的演出让人知道巴黎真的不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20世纪40年代末期，好莱坞迫使演员远离近郊电影院的银幕，想观看电影，就必须去大城市中所谓的“艺术剧院”。

1950年2月，纽约联邦法庭废除了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必须与当地电影院签订合约而相互约束的条款。电影院老板再也不用没看过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送来的影片就进行播放。电影院老板接二连三地购买影片，并且可向任何人购买。对具有事业心的欧洲人来说，整个美国就是个开放市场。这一决定影响深远。好莱坞是在保证每部影片都有机会与观众见面的基础上成立的。电影院老板如果想购买秀兰·邓波儿或罗伯特·泰勒主演的电影，就必须购买一定配额的二级影片和实验电影。结果是，电影院同时放映两部影片或“一些精选短片”：不知名的和知名的电影一起放映，如果合观众口味，一颗新星便就此诞生。现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1950年以后，即兴将两部影片同时放映的风险太大。电影院老板有权拒绝无名的影片，让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损失惨重。结果，太平洋岸边的大亨将一切力量投入拍摄宏大的电影中，如果失败了，损失会超过百万美元。

总之，好莱坞在这10年生意惨淡。电影业曾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今业绩却一月不如一月。大亨们坚决反对将自己视为珍宝的老电影搬上电视，即使在电视制作中使用电影的方式也无法打动他们。于是，他们只能看着电影城衰败，最后变成鬼城。

电影制作人正处在痛苦的过渡阶段。美国的道德观念仍禁止播放情色片，甚至裸露也不许。对于无害的《娇娃春情》，《时代周刊》的评价是：“这是合法上映的、最淫秽的美国电影。”制片人继续拍出符合大众娱乐的电影。电影必须吸引某一特定社会群体这一理念还未盛行。1954年上映的《昼夜摇滚》获得首次成功，即使这样，美国大部分青少年也对此无动于衷。这部电影取得的突破以及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出现的摇滚乐首先源于英国，在那里，“二战”以来的动乱造就了第一个自发组成的青少年团体。当年9月，电影引发了3000名摇滚青年的骚乱，于是12个英国小镇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禁播该片，并在放映该片的影院外布满了警戒线。摇滚青年的发型特别引人注目，当时美国青少年男孩的发型仍是中规中矩的平头，但摇滚青年们的头发很长，梳在脑后。这个发型可追溯到战时的洛杉矶，它被叫作“鸭屁股”（当然不能在男女混杂的地方叫）。他们那时还没有将头发披散在肩上，那是以后的事了。

在过渡阶段来临前，电影是社会的联系者。电影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没有种族歧视——除了黑人，但甚至他们自己也没在意。电影稳固了家庭纽带，提醒人们遵守共同的价值观。战时拍摄的电影展示了祖先是英国清教徒的美国人、异教徒和美国少数种族一同工作，给美国这个“大熔炉”增加暖意。此外，好莱坞还是社会的良师益友。影迷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明星的行为。例如，电影中不能表现男女同床的画面，因此海斯办公室和之后的布林就改变了睡床行业中床的样式；在电影中，连最轻微的污言秽语也不能使用，据说这有助于保持社会语言的纯净。另外，虽然当时没引起广泛重视，但过渡期前拍摄的面向普通大众的影片还是为国家提供了共同的话题。在20世纪70年代，互不相识的中年人可以谈论《费城故事》、《叛舰喋血记》或他们记忆中宝贵的100多部影片中的任意一部，即使在30多年后，他们这一代人也能找到共同话题。而他们的孩子缺少的正是这一点：尼克松执政前期，没有一部电影能与美国生活相联系。

当然，这一切与艺术毫无联系。按艺术的标准来看，20世纪60~70年代最好的电影比之前的任何电影都好。那时，过渡已然结束，可以探索新的情感和关系，将其从古老的规矩中释放出来。电影制作已经成熟，可以用高度严肃的态度对待电影，才华横溢的导演能够以前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处理电影胶片。但是，有些东西还是丢失了。电影成了离间者。小孩子去看周末午间电影，青少年去看同龄明星为他们拍摄的电影，成年人则看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影片。好莱坞以前的纽带力量一去不复返。

社会标准也变得不同了，产生误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不合主流”就是一个误导人的词语。20世纪50年代，一些青少年开始警告父母，他们决定不再跟随社会大流。但在亚文化模式中，跟随大流是肯定的。欧文·豪尖刻地说：“一个追求潮流的少女怎么会承认不喜欢沃恩·门罗呢？”有些例子是随意列举的，但也十分有趣。《花花公子》早期的刊物上大喊：“加入‘垮掉的一代’。购买‘垮掉的一代’的领带卡，购买‘垮掉的一代’的运动衫，购买‘垮掉的一代’的戒指。”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种亚文化崇拜模式迅速形成。朝鲜战争带来了繁荣，于是花费在崇拜上的钱就更多了。1955年，刚主演了《无因的反叛》的詹姆斯·迪恩在一场车祸中被活活烧死，他成了亚文化崇拜的第一个殉道者。

社会科学的地位正在上升。人们对一切媒体充满了好奇心——它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影响、意义和潜能？哈佛大学的戴维·里斯曼和芝加哥大学的鲁埃尔·丹尼一同调查了媒体在塑造人民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媒体向人们灌输作为美国人（无论男女老少）的意义何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马歇尔·麦克卢汉正在试着定义“依靠视觉而直线反应的老一代”和“依靠听觉和触觉而多向反应的年青一代”。在巴尔的摩，门肯搜集材料说明了一种国家语言（“标准美语”）的形成，随其而来的则是区域性语言的衰落。

这些年里，广告业从巴掌大的地方发展到像万宝路“香烟之乡”那么大的地方。1948年，美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时，国内大约有100家公共关系公司，许多都在简陋狭小的地方办公，在企业中设有公共关系科的公司不到50家。位于曼哈顿的公共关系公司迅速增加到1000家，这是一个稀有业务——或一个穷困的政府部门，油印机和一些急于表现的温和职员在这里必不可少。不久，高级公共关系顾问便会升到该行业的副总裁级别，在华盛顿，他们则会成为总统选定的非正式顾问团的成员。这些人出现之后，形象往往取代了真理。他们为公司领导写开幕词，用免费搭乘公司飞机的方法笼络记者，为应召女郎发津贴。自从罗伯特·蒙哥马利担任艾森豪威尔的顾问后，公共关系的技巧在政治竞选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

同时，广告开始向更细微的模式发展。20世纪40年代，广告直接向人们展示虚弱、感伤、雄心壮志、贪婪和恐惧。例如李施德林的广告语：“永远的伴娘”、“我98磅，弱不禁风”、“最好的朋友都不会告诉你”、“我坐在钢琴前，他们哈哈大笑”。夸张的手法反而使高级的语言显得平庸无趣。因此，梅西公司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宽达6栏的广告嘲笑广告公司，题为“不熟悉的词语和短句——广告人如何形容女士服装和配饰”。其中包括，“薄纱：几乎没有——黑色最佳”、“质感：一切比石头柔软的东西”、“富有魅力：任何东西加上闪光亮片即可”、“难以言喻的：我们一小时没看见它了”。至此，20世纪50年代的广告业已开始蓬勃发展。麦迪逊大街上的文人被聪明、能言善辩的经理人挤到一边。电视中拍卖商的叫卖和买主任意选择的忧虑淹没在诸多广告语中：“欣喜若狂吧，向地球发出呼喊”、“本迪克斯轿车让2000万女性坐在驾驶座”、“巴卡第酒的热量还不及一杯脱脂牛奶”、“钢铁与世界一般大”。对广告市场的行为研究已达鼎盛时期。不久，甚至有人提出惊人的所谓的潜意识广告——电视荧幕上快速闪过广告语，这样它就能避开有意识的眼睛而进入人们的潜意识，在人们购物时，该广告语就有可能浮现在他们的大脑里。自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的《推销员》一书风靡以来，精明的美国人就不断地注视着麦迪逊大道上的一举一动，正如他们曾为埃米尔·库埃和霍华德·斯科特深深着迷一样。杜鲁门时代末期，在温内特卡或贝莱尔，几乎人人都能说出硬推销和软推销的不同之处，以及罗珀、尼尔森、胡珀等人的重要意义；也都知道“让我们把这个升到旗杆顶”或“放在火车上，看它是否会在韦斯特波特下车”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皮尔兄弟公司也许是软推销中最受欢迎的人，而研究现代广告学的学生最推崇的人是亨利·摩根。在广播最辉煌时代的末期，作为一个怪人，摩根几乎可以在广播里做任何事。一次，他以83美元将自己的所有员工拍卖了。他经常采访自己，又假设好莱坞的预告片比正片更令人激动，并用整整半个小时播放预告片的音频。当播放早餐麦片粥的广告“啪，劈，砰”时，他会戴上耳机以隔绝那震耳欲聋的吵闹声。一个又一个愤怒的广告赞助商把摩根解雇了。最后，他不得不从事无趣乏味的硬推销工作——一个天才推销员在消费者无休无止的货币战争中消失了。

广告商每年花费10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2%）操控大众，为设计更加巧妙的商品找到更为广泛的需求。其理论是广告会刺激经济发展，从而为美国方式战斗。油嘴滑舌的广告人占据了许多崇高位置，这相当于自柯立芝新时代以来就特意为金融家准备的职位。几乎每个人都十分信任他们，甚至连斯大林也购买了2000台发射机，以干扰自由世界损害其国家的言论。体育迷乖乖接受了假休息时间、假受伤以及足球比赛中“最后两分钟的警告”，将这一切看作广告商的推销手段。葛培理布道协会特意调查了地铁站里站着的乘客的习惯，以确定投放布道协会广告的最佳位置——上帝也相信市场行为研究了。

1929年，“咆哮的20年代”结束。之后还不到25年，美国便进入另一次的狂欢作乐。有人称之为“发福的5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称，19的美国人持有股票，其他大多数人似乎都是债务人。埃里克·戈德曼写道，有些百货公司推行一种广告策略，参加的顾客一生可以赊一笔账（例如500美元），支付一定费用后，将工资交给“债务律师”并让他分发给债权人，便可以从债务律师处领取生活津贴了。

汽车变得更宽、更长、更矮。每年秋季上市的新车都配置了更多的破铜烂铁和更大的尾鳍型后挡板。造价13074美元的凯迪拉克eldoradoBrougham汽车的仪表盘上还配有口红、舒洁面巾纸盒和4只镀金的酒杯。底特律之外，市场为那些拥有一切的人提供纯金的牙签、威士忌味的牙膏和潜艇。《华尔街日报》发现了繁荣的邮购产业，它可向顾客提供真人大小的著名模特的塑料复制品，还戴着真头发，有手指甲和脚趾甲，单身汉购买这些复制品，和它们一起睡觉，甚至还有人花几千美元为塑料模特购买衣物。女士们则梳着各式彩色发型从理发店走出来：香槟黄、秋杏色、火银、肉桂黄、苹果绿、孔雀蓝和亮褐色。周末，她们的丈夫寻找着装有雷达设备的新渔具，这些渔竿会发出电脉冲，发现鱼后立刻报告位置。宴会上，商人们向好奇的朋友展示塑料制成的矩形大来卡信用卡。对美国中产阶级来说，使用信用卡的奇迹就在未来等着他们。

所有这些都是时代的一部分。整个10年中，广告牌、电视荧幕以及小商贩打开包裹叫卖的地方，都充满了乏味和粗俗。如果有一个时刻能代表其他时刻，那一定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电视上播出的《纽伦堡审判》的高潮部分——《90号剧院》播出的一出精彩的戏剧，主题是纳粹德国法律的不公平之处。美国法官克劳德·雷恩斯与德国法学家保罗·卢卡斯对簿公堂。雷恩斯问道：“以上帝的名义，你能让我明白为何把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杀害在……”他动了动嘴唇，没发出任何声音——没说出口的话是“煤气炉中”。在《90号剧院》的赞助商美国煤气协会的极力反对下，这个词被剪辑掉了。

这是劳伦斯·卫尔克、苏西·帕克、拉夫连季·贝利亚和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时代，这是“超级弹”和索尔克疫苗的时代，这也是奥威尔式绝望和鲁瑟式希望的时代。克里姆林宫中坐着一位“二战”的胜利者，他有一个顽固的下巴，少有幽默感；白宫中坐着“二战”的另一位胜利者，他的下巴同样顽固，并且也缺少幽默感。对于两国的公民来说，对方的领导者不久就会低头——也许是通过武力手段，这一点比水晶还要清晰透明。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内政基本定型，随着时间流逝，变化也不会太大。他们都不信任知识分子，却都担心下一代的成长。华盛顿热衷科技，莫斯科亦如此。在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宣传国家鼓励的信仰而受到追捧，苏联的情况与之相同。

新罕布什尔州坎迪亚41岁的赫尔曼·桑德尔医生被无罪释放。他在曼彻斯特被指控一级谋杀。他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往59岁癌症患者阿比·波诺托夫人的静脉里注射了空气。1951年结束了，1952年即将开启。在阿克伦的警察局长会议上，大家谴责法律和条令的缺失。1950年进行人口普查的官员报告，新的人口中心正好位于伊利诺伊州奥尔尼的外部。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首个自由联邦。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去世，享年88岁，人们在芝加哥的动物收容所为他举行了弥撒仪式以示哀悼。

48岁的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被指控在购买多余船只时预谋欺骗美国。多尔·沙里告诉洛杉矶的哈佛俱乐部：“美国会是有大团圆结局的国家。”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密苏里州、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的龙卷风造成236人遇难。纽约一位社会批评家对美国死气沉沉的年青人感到哀伤，他表示：“我已经被时代淘汰了，我希望年青一代能破土而出，举起岩石，撕毁偶像，甚至制造出可以理解的破坏行动。”最后，他认为“大学生不应以社会理智的名义去反叛，而应以追求时尚的名义去反叛”。

人们开始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比弗洛奇湖中开采铀，据说这是北美储藏量最大的地方。新近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在参观位于伊利诺伊州的林肯墓地时，人们听见他不停地自言自语道：“我爱美国人！”纽约纽瓦克机场在两个月内发生了三起致命事故后关闭。而英国哈维兰彗星型客机从伦敦飞往约翰内斯堡，6724英里的路程花了不到24小时，从而开辟了世界上第一条喷气式客机航线。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仍然忠实于螺旋桨飞机，他乘坐“圣牛”号，花14小时横渡了大西洋，并称赞它是“伟大的飞机”。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称，苏联打算在美国外交官的鸡尾酒中加入调好的迷幻药，该药会令人产生古怪的行为。1952年，路易斯·拉萨尼亚博士将该药用在几位波士顿志愿者的身上，以找出其药效发作后的表现。他发现，一个人的性格越不稳定，对迷幻药就越敏感。威利·萨顿被一位服装销售员认出来后，在布鲁克林被捕。当被质问为何抢劫银行时，他回答：“因为钱在那里。”

在开罗，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和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上校召开军官会议，废黜法鲁克国王，宣布埃及共和国成立。住在安大略湖的迪翁五胞胎已长到16岁。康尼·麦克已经92岁了。在奥地利的苏联占领区中，艾森豪威尔的《远征欧陆》一书因被视为“法西斯文学”而被没收。以阿肯色州众议员伊齐基尔·盖辛斯为首的众议院某委员会展开调查下流文学的运动，于是带有色情文字的信件和文章不断向他们涌来。五星上将切斯特·尼米兹向特克斯·麦克拉里和金克斯·福尔肯伯格坦承，只要上船，“我总会晕船”。

在马里兰州，参加投票的公民以4∶1的比例支持争议较大的《奥博反颠覆条约》，其中包括定期检查共产主义活动的条款。22岁演员约翰·巴里莫尔在结婚两周年纪念日上大肆炫耀并疯狂飙车，在拉斯韦加斯被捕。在哈瓦那，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取代卡洛斯·皮罗斯政府，夺得古巴的政权。加利福尼亚州高级法院宣布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效忠宣誓无效，却仍保留州的效忠宣誓。美国最高法院批准纽约学校的时间安排，并解除了对电影《奇迹》的禁令，这是电影第一次享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乔·阿多尼斯因预谋破坏新泽西州的赌博法，被捕入狱。密苏里河、密西西比河和红河洪水泛滥，造成3人死亡、10万人无家可归，估计损失达3亿美元。众议院一个委员会调查“二战”期间1万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真相时，认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应承担责任。统治玻利维亚的政审会议在造成200人死亡的叛乱中被推翻。阿根廷政府查封了独立的《新闻报》。南非最高法院宣布将有色人种投票者另列名单的法律无效，而总理丹尼尔·马兰则宣布最高法院本身就不合法。在巴黎，阿瑟·凯斯特勒完成了《渴望的年代》一书的手稿，醉酒后打了一个警察，后来他说“这是他过去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造成的”。印第安纳州假释委员会假释了戴维·斯蒂文森，他曾是该州三K党的龙头老大，也曾是20世纪20年代残暴的杀人狂魔。道琼斯工业指数维持在206~236。人口调查局报告，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的空调数量已增长了三倍。

在内华达州的拉斯韦加斯附近引爆了5枚原子弹，包括一枚小型在半空爆炸的原子弹和5000名军人参加的一次原子弹军事演习。美国最高法院对1949年图谋推翻政府的11名共产党领袖维持原判。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禁止共产党投票。1951年6月19日，杜鲁门总统签署延长征兵的法令。美国关闭了纽约的匈牙利大使馆，禁止美国人去匈牙利旅游。

1951年10月3日，白宫宣布苏联进行了第二次原子弹爆炸，10月22日又报道了第三次。在联邦德国，康纳德·阿登纳总理赢得大选，并批准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在布拉格，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其他9个被清除的共产党人因间谍罪和叛国罪被绞死。美国向苏联和中国降低关税的计划终止了。自由欧洲电台在慕尼黑设置了发射器，向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宣传反共产主义的言论。苏联限制外国外交官只能在莫斯科方圆25英里的范围内活动。在纽约，苏联还迫使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让位于瑞典人达格·哈马舍尔德。

所有这一切，还有上千件类似事件，就像20世纪50年代早期那些被撕掉的日历，一件件地过去了。随着季节更迭，白雪被青翠代替，夏日以其最迷人的样子消逝，秋天枯叶飘落，白雪重新降临。这10年稳定了，冷战却加深了。下一次美国选举临近，政治的面目更加可憎。“摇摆世代”如今已近而立之年，为人父母，教导子女。他们感到不安，越来越意识到国家正陷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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