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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小院丁香花开时（第3页）

在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罗斯福总统衣着整齐地坐在他的皮革扶手椅上，从这里看，全球形势充满了希望。在与露西·拉瑟弗德和两位来访的表姊妹玛格丽特·萨克利小姐和劳拉·德拉诺小姐的聊天过程中，总统始终面带微笑、积极乐观。从战略上来说，美军在各条战线都处于绝对优势。德军战线已被拦腰截断，除了一小部分被困军队还在顽强抵抗之外，德军正面临崩溃，成千上万的士兵纷纷投降。当然，打败日本要更艰难些。硫磺岛已经攻陷，冲绳岛很快也会被攻占。胜败已定，毋庸置疑。然而，截至1945年4月12日，在与轴心国的战争中，美军共阵亡196669人，伤亡总数更高，达899669人——其中6481人牺牲于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这些伤亡都是无法被忽视的。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牺牲，罗斯福告诉身边的人，以后一定要保证世界绝对和平。

接近中午时，比尔·哈西特来了，还拖着从华盛顿来的邮件皮革袋。对于刚到的邮件，哈西特建议总统吃过午饭后再处理，但罗斯福说他要立即处理。于是，哈西特呈上一份国务院的文件，待他批示。罗斯福兴高采烈地对身边的小姐太太们说：“典型的国务院文件，什么都没说。”他接着批阅剩下的文件，其中包括邮政局局长的任命通知、对优秀的盟军政治家授予功绩勋章以及日常的信件等，然后虚弱地签下他的名字。白宫一直认为圆珠笔只是一时流行的小东西，但钢笔的墨水又容易弄花文件。于是，一边总统批阅文件签字，另一边哈西特把签过的文件放在长沙发、空椅子或地毯上晾干。当他批阅到参院第298号法案决定延长农产品信贷公司法的期限时，对露西·拉瑟弗德眨了下眼睛，然后说：“这就是我制定的法律！”这时，外厅传来声音，原来是肖像画画家伊丽莎白·邵曼托夫夫人来了。她往里看了看，被到处都是文件的情景搞得不知所措。这时，罗斯福叫她：“哦，快进来吧！比尔正在等他的东西晾干呢！”

于是，哈西特迅速收拾好这些东西，看都不看邵曼托夫夫人一眼，因为对她全无好感。他觉得，邵曼托夫夫人总是让总统分心，不仅要测量总统鼻子的高度，让他转来转去，甚至干涉他的着装。比如，这天早上，总统穿着一件背心，打了一条哈佛领带，哈西特就都不喜欢。对哈西特来说，这些都是“对病人的不必要的束缚”，他甚至不觉得邵曼托夫夫人算得上是一位艺术家。不过，露西喜欢她，罗斯福也喜欢她。哈西特把一批国务院的报告上交给总统之后，就离开了。邵曼托夫夫人竖起她的画架，把一件海军斗篷披在总统肩上。总统就立即投入到国家文件中去了。

罗斯福之所以如此投入，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都是外交文件，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苏联这一星期以来表里不一的行为感到困扰。（不到两小时前，他还致电丘吉尔说：“我们必须坚定。”）如果说罗斯福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反思两个月前在克里米亚举行的雅尔塔会议，这绝对不是毫无根据的。他去参加雅尔塔会议是因为他的顾问们告诉他这有必要。麦克阿瑟将军、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和三军的参谋长们一致认同要求苏联对日作战，并认为就算不惜一切代价，也是值得的。在此时，知道曼哈顿计划的人，都认为它不值一提。原子弹投入使用的6个月前，人们并不知道它会彻底改变战争和地缘政治的性质。罗斯福总统的参谋长、海军上将莱希就写道：“原子弹永远都爆炸不了，我是作为爆破专家说这话的。”

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从斯大林那儿得到的好处比他们预想的要多。过去，他们以为这位苏联的独裁者是一个在谈判中不易退让的强硬派。他总是坐在那里，面无表情，说的又是大家都听不懂的斯拉夫语（他的英语词汇量仅限于“那又怎样”、“这是你说的”、“厕所在那儿”、“这到底是在搞什么”）。但就目前的处境来讲，他本可以心满意足、冷眼旁观。近三年来，苏联都是三国中最弱的一方，虽然央求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却又给不出什么交换条件。现在，它们却得反过来求它。尽管如此，斯大林毕竟还是老于世故的。他秘密同意加入抗日联盟，但条件是苏联能够得到在中国东北的一些特权（特别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段的一半利益）、千岛群岛、库页岛的一半（日本北部的另外一个岛屿）、朝鲜的占领区、大国在联合国的否决权等。还有另外一项秘密协议，其中包括同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在美国国内引起不小的争议。此外，英美两国还同意承认外蒙古独立。

波兰的边界也需要重新界定，原属德国的部分地区划入波兰的领土范围。斯大林和盟国共同保证，包括波兰在内的所有东欧国家都有权利通过自由选举选出本国领导人和政府。很久之后，人们都还责怪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过于幼稚，对这样一个与民主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当时怎么能够相信他的保证呢？实际上，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当时英美正与日本作战，但苏联没有。苏联红军不管有没有承诺，都可以自由行事。当时，斯大林正沉浸在欧洲的胜利中，满心欢喜。其实，雅尔塔会议的最大受益者似乎是蒋介石，斯大林与蒋介石签订了一项协议，承认他是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并答应说服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中国人同意与蒋介石合作。

帕特·赫尔利和亨利·卢斯高度赞扬了雅尔塔协定，英美新闻界也给予肯定。但是，经验丰富的苏联问题专家埃夫里尔·哈里曼和乔治·凯南对此持怀疑态度。不过在1945年年初，他们两人的观点并不是主流思想。温斯顿·丘吉尔还力劝艾森豪威尔“在易北河以东尽可能远的地区与苏联会师”，艾克不同意。他撤销了派遣巴顿将军去布拉格的命令，还撤回了易北河以西的美军，允许苏联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德国东部和柏林。访问莫斯科后，艾森豪威尔宣称“苏联政策的制定主要以美苏之间的友谊为基础”。

在沃姆斯普林斯，罗斯福活动了一下，看了一眼表。正是下午1点。他对邵曼托夫夫人说：“我们只剩下15分钟了。”

她当时也没画多少，总统一直埋头于政府文件中，而她也不敢要求总统摆好姿势，所以就只好利用这点儿时间给画上色。

年纪较大的黑人仆人莉齐·麦克达菲在门口停了下来，往卧室里看了看。只见露西·拉瑟弗德正面对着总统，总统刚说了句玩笑话，露西正笑着。她之后回忆说：“那是我记忆中最后一次看到罗斯福总统的画面。我对总统最后的记忆是：他正看着一位美丽女人的笑脸。”

罗斯福把一支烟放进了烟嘴里，然后点燃了它。这时他的动作与绘画时需要摆的姿势相差甚远，邵曼托夫夫人也不再期望他能重新坐好。她看着总统抬起左手，然后按了按太阳穴。他好像还想捏捏自己的额头，但是手滑了下来，手指抽搐了一下，好像是在摸索什么东西。萨克利小姐把钩针放下，走过去问道：“你掉了什么东西吗？”他用左手在脖子后面压了一下，闭上眼睛，轻声地说“头很痛”（声音小得只有她可以听得见）。说完，他的手臂就滑了下来，头倒向左边，前胸陷了下去。当时是下午1点15分。

玛格丽特·萨克利立即致电布鲁恩医生，并让邵曼托夫夫人去找最近的美国特勤局人员。这位肖像画画家听完后，立即向她的车走去。露西·拉瑟弗德也跟着她匆忙出去了，一定不能让埃莉诺·罗斯福知道她在这里。总统肯定会康复过来的，当总统生病的消息传遍白宫时，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一个没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的美国，该是多么无助。那些在海外打仗的年轻人记忆中的美国总统一直是罗斯福。他的病很快就会好转，医生也会医治好他，大家都以此互相安慰、勉励。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除了医生。

根据麦金太尔医生的任命，布鲁恩医生实际上已经成为总统府工作人员，他总是随叫随到。早上9点30分，总统吃早饭前，布鲁恩医生已经对总统进行完各项检查。罗斯福的心脏没有任何异常，血压偏高（高压180，低压110~120），但并不危险。他的血压偏高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也并无大碍。此前一星期，他与医生谈话时，总会深恶痛绝地批判斯大林自雅尔塔会议以来的所作所为，但今天早上他却丝毫没有提及此事。这时，布鲁恩医生疾步走进来，看到罗斯福总统深陷在椅子里，靠着两边的扶手支撑着，而罗斯福的表姊妹们则坐在沙发上，呆若木鸡。

总统的呼吸时而中断，时而又变得十分急促，他的舌头阻塞了自己的喉咙。他的脖子变得僵直，血压上升到了300，左眼大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罗斯福大脑中的一条动脉发生穿孔，可能是因为老化而脆弱易破。血液从穿孔流出渗入颅腔，人的大脑对任何异动都敏感至极，于是发出剧烈疼痛的信号。他的眼睛已变形，人感觉眩晕，呼吸也变得更大声，听起来像是在打呼噜。医生明白，这些信号只意味着一种情况：病人出现了严重的脑出血。此时，尽管布鲁恩无法估量严重程度，但他立即采取了紧急救援。他迅速剪开罗斯福的衣服，从总统的手臂上注入了适量的罂粟碱以及亚硝酸异戊酯，然后又给他穿上蓝色条纹睡衣，在一名男佣人和一名每天负责给总统按摩的海军物理治疗师的帮助下，轻轻地将总统抬到他的槭木床上。屋外的人只能听到他那粗重的喘气声和痛苦的鼾声。

布鲁恩致电华盛顿的麦金太尔医生，他十分认同布鲁恩的诊断和治疗。若是放在今天，医生们会犹豫是否使用亚硝酸异戊酯，因为这种药物会抑制血压升高，同时减少流入大脑的血液，但当时对总统已无计可施。他已昏迷了50分钟。布鲁恩报告说总统已出现严重的血管收缩和局部瘫痪。麦金太尔医生打电话求助一位杰出的亚特兰大专家詹姆斯·E·鲍林医生，恳求他尽快赶到沃姆斯普林斯。鲍林马不停蹄，走小路，抄近道，全速前进，不到一个半小时便赶到了沃姆斯普林斯。正如他后来所说：“随时可能被交警拘留。”他在给麦金太尔医生的报告中解释道：“我到达时，总统已病危。他一身冷汗、面色黑灰、呼吸困难，胸腔中发出众多杂音……我进入房间不到5分钟，所有的生命迹象都已消失，当时是下午3点35分。”

总统的小狗法拉一直静静地蹲在卧室里。如今，它也似乎感觉到了某些异样，突然从角落里一跃而起，“唰”的一下拱开纱门，跑了出去，疯狂地叫着，朝着最近一座山丘的山顶奔去。在那里，它停止了吠叫，站立着一动不动，守灵一般。

总统的卧室内，第一个向遗体告别的人是秘书格雷斯·塔利，“没有跟在场的任何人说一句话或是看一眼，我走近病床，俯身下去，轻轻地吻了下总统的前额”。无论出于礼节还是规定的程序，都要求第一夫人和副总统（也就是新总统）必须首先知道真相，国家新闻界才可以发布此事。哈西特和布鲁恩请麦金太尔医生帮他们拨通了白宫新闻发言人史蒂夫·厄尔利的电话。厄尔利抑制住自己的悲痛，要求他们在未得到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准许前，不得向外界透露只言片语。

那一刻，第一夫人正准备在华盛顿西北马萨诸塞大道1801号萨尔格雷夫俱乐部的年度茶会上发表演说。下午3点多一点儿，也就是总统昏迷不醒45分钟后，劳拉·德拉诺从沃姆斯普林斯打来电话，小心翼翼地告诉她，总统已经“昏迷”。几分钟后，麦金太尔医生也打来电话说，不用恐慌，他已派遣一架海军飞机载他们一道去佐治亚州。第一夫人询问是否需要取消演讲，他忙说无须如此，因为那可能会招致谣言。听从麦金太尔医生的建议，她完成了关于联合国问题的发言。随后，钢琴家伊华琳·泰纳开始演奏经典选曲。罗斯福夫人再次接到电话，这次打来的是史蒂夫·厄尔利，用夫人的话说，他“极度悲伤”，请她“尽快回家”。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又不能不注重礼节，所以又回到聚会上”。她听完泰纳小姐奏完一曲后，便道歉地告辞：“现在，我要赶回白宫，请原谅我在这个令人陶醉的音乐会结束前便先行离开。”

总统的专车正在外面等候着她。她“坐进车内，紧握着双手，一直到白宫。我内心知道可能发生了什么，但实际上一个人还是不敢确认这可怕的想法，直到有人告诉我那是真的”。在白宫二楼的起居室，她派人把厄尔利叫来。后来，援引她对媒体所说：“相比我们自身而言，我更为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人们感到难过。”这句话当然妥帖适当，但事实上她从未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厄尔利的主意。埃莉诺真正说的是，她想立刻见到哈里·杜鲁门。

表面上，背靠红色大理石壁柱和用蓝色天鹅绒点缀的镶金边挂毯，60岁的第32任副总统正主持美国参议院会议。事实上，他正信笔写道：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我今天是在参议院议长的座位上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因为一个夸夸其谈的参议员……正就一个他丝毫不理解的话题发表主题演讲，不过之前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资历不深的参议员已经发表了一些看法，他倒是言之有物。

他希望家乡云淡风轻（华盛顿正“阴雨蒙蒙，雾气缭绕”），还告诉他们，星期日早晨他将飞去普罗维登斯。他又补充道：

明晚9点30分打开收音机，能收听到哈里向民众发表的杰斐逊纪念日演说。我想届时所有的广播网都会播放，所以要收听到应该不难。在我之后致辞的是总统，我要隆重地介绍他出场。

希望你们一切安好

爱你们

有空回信

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发言之后，阿尔本·巴克利建议先休会，第二天再继续。下午4点56分，这位副总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一个多小时前就已经当上了美国的第33任总统），他还到众议院议长萨姆·雷本那里喝了点儿酒。他在那儿正喝着掺水的威士忌时，白宫的总机电话打来。厄尔利说：“请你立刻到这里来，从宾夕法尼亚大道正门进来。”杜鲁门有点儿莫名其妙。他以为总统可能提早从沃姆斯普林斯回来了，想和他讨论些小事。但上楼后，当他看到埃莉诺·罗斯福的表情后，就知道这绝对不是小事。埃莉诺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平静地说：“哈里，总统去世了。”杜鲁门一时有些不知所措，问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埃莉诺说：“现在是你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你才是真正处于困境的人。”

17分钟后，下午5点47分，白宫总机通知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召开一个紧急的电话会议。这三家新闻社的记者接起电话，听到下面一段话：“我是史蒂夫·厄尔利。现有急电一则。总统于今天下午猝然离世，时间是……”

这就足够了，赫斯特的国际新闻社第一个发出电讯：

急电

国际新闻社4月12日5点47分华盛顿报道：罗斯福去世。

30秒后，合众社紧接发电：

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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