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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国内战线（第3页）

辛纳屈的健康状况达不到参军标准，他有残疾，耳鼓穿孔，他弥补自己的方式就是飙车。不过，他真正渴望得到的是名望。摇摆乐伴奏乐手常常会陷害主唱，有一次巴迪·里奇想捉弄辛纳屈，于是在歌曲唱到温情阶段时，来了一段明快的鼓点，结果演出结束后，里奇被他打得鼻青脸肿。辛纳屈对成功的痴迷决定了他无法长久待在乐队领队光环的阴影下。同詹姆斯共事6个月后，他转投汤米·多西。他重新演绎了《傻爱成真》、《日日夜夜》以及《白色圣诞》等经典曲目，并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之后他赔钱终止了同多西的合同，还雇用了一个经纪人，准备好单干。1942年12月30日，在纽约派拉蒙剧院，他正使出浑身解数在舞台上挥洒时，观众人群里第12排一个女孩因为没有吃午饭晕倒了——或者是“昏厥”。另一个女孩见状，吓得站起来失声尖叫。接下来的几秒钟，大家都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辛纳屈继续演唱，他绝不会因为人群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而停下自己的演出。等他演出结束，剧院里一片喧闹，所有女孩都站起来厉声尖叫。

刺耳的尖叫声像瘟疫一样蔓延。从此，他以“声音”著称，不管他出现在哪里，随之而来的都是一场混乱。他每星期能收到5000封邮件，美国成立了2000个弗兰克迷俱乐部。索要签名的人跟随他到药店、餐馆、杂货店和他的家。他们爬上他家的屋顶，往卧室里面瞅。如果他从泥地里走过，人们会把他在泥里留下的脚印挖出来晒干并收藏。喜欢他的人不全是小孩，也不全是好人。有两次他差点因为歌迷想要拉扯下他的领带占为己有而被勒死。歌迷试着脱掉他的衣服，而且就要成功了。一个40多岁、凶神恶煞的女人把他堵在华道夫饭店，这个女人把自己的上衣扯开，坚持让他在自己的胸罩上签名。1944年，他重新回到派拉蒙剧院，参加为期三个星期的演出，3万名嚎叫的青少年簇拥着他。为控制这些青少年，出动了421名防暴警察、20名女警和20多辆巡逻警车。

“声音”，也就是弗兰克·辛纳屈，人称“晕厥之王”，短时间内变成了富翁，他发家致富的速度比美军夺取西西里还快。辛纳屈签了很多合同，每星期都能在好彩牌香烟的《流行歌曲选播》节目中演出，每年参演一部雷电华电影公司的电影，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给他支付的版税空前的高。辛纳屈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尽管有战时控制政策，他似乎还是挥霍了大部分收入。他在好莱坞盖了一所粉色的房屋，里面各种设施应有尽有，甚至有些当时前所未有。为了省去起身拉窗帘的麻烦，他安装了一套价值7000美元的设备。辛纳屈定制的服装全部都很浮华，而且尺寸十分夸张，从宽大的领结、高腰松腿裤子，到鼓鼓的垫肩，无不如此。辛纳屈的身边聚集了一大群朋友，整天围着他转，就像臣子侍奉国王一样。他们觉得成为他的朋友就高人一等，而他以另一种方式让朋友们开心。他有许多独特的癖好，其中之一就是把价值150美元的金制打火机随便分送别人，就像鲍斯少校在部队中随便散发火星棒一样。他的红颜知己也在不断更迭。战前，他与儿时恋人南希·巴百图结婚。在他成名早期，凡是有记者问他有关婚姻的问题，他都用一句话回答：“我妻子南希是第一位的。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之后，他不再回答有关婚姻的问题。后来他又先后娶了艾娃·加德纳和米娅·法罗。

辛纳屈有没有天赋，就像巴顿将军扇士兵耳光一样，成为热议话题。《时代周刊》说：“辛纳屈的声音成为国家符号，就像约塞米蒂山谷”。而《时代周刊》的姐妹刊《生活》杂志却认为，“这个使人神魂颠倒的歌手的每首歌都差不多”，因为他只知道一个调子，那就是葬礼进行曲。《纽约先驱论坛报》引用了国会议员的话，“独行侠和弗兰克·辛纳屈是美国青少年犯罪的主要诱因”。艾尔莎·麦克斯维尔斥责辛纳屈是“音乐文盲”，并建议他的歌迷服用“抗辛纳屈素”。甚至他的前老板哈里·詹姆斯也承认，弗兰克的新衣服让他看起来像“一块湿抹布”。有人对平·克劳斯贝说：“像辛纳屈这样的声音，一辈子才能听到一个”。平回答：“确实是，但他怎么偏偏就出在我这一辈子里了。”

家长们既生气又困惑。当时的英雄应该是身材魁梧、戴着钢盔的美国大兵，他们全副武装，准备登陆敌军控制的海滩。而弗兰克，拿当时的一句话来说，就像在避孕套里挤着的样子。从欧洲逃难到美国的青少年认为他就是个吵闹的怪胎。一位从德国集中营里逃出来的17岁女孩问道：“就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些孩子们恢复理智吗？他们在派拉蒙剧院外浪费的时间可以用到其他事情上，比方说，帮助打赢这场战争。”她的美国同龄人还是继续尖叫，人们对于辛纳屈魔力来源的好奇心有增无减。《新闻周刊》评论道：“从表面上看，辛纳屈能成为女性的偶像，这让人很疑惑。”

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们认为他们能解开这个谜题。他们试图用中世纪对舞蹈的狂热来解释这一现象，还提到“乳腺过敏”、“母性渴望给饥饿儿童喂奶”、“群体性爱失落”和“群体性催眠状态”。一些对弗兰克持批评态度的人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他好像不是靠声音吸引人，而是身上能分泌麝香”，还有“我们认了吧——辛纳屈可能是留在国内的唯一一个男人。”最后这句话比较接近事实。女孩可能会为远在新几内亚岛丛林中的男孩歌唱“他在军队是一等兵，在我心中排第一”——但一男在手胜过二男在林。另外，这不像跟一个身体不健全者约会那样奸诈。这只是“短袜女孩”们的风气。

如果年长的人无法理解这种仪式，被辛纳屈取代的军人们倒是可以理解。战争结束以后，辛纳屈成为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最恨的人，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和“短袜女孩”一样，穿着军装的弗兰克迷把“声音”当作一种象征，对她们来说，辛纳屈就是平民男性的代表。弗兰克只参加过一次在意大利举办的美国劳军联合会组织演出，还是在欧洲战场取胜以后，那时轴心国的大炮已经被封存。演出结束后，他立即离开，还嘲笑说美国劳军联合会组织的演出都是些不入流的演员。《星条旗报》评论道：“老鼠也能让女人昏过去。”经常在前线参加演出的玛琳·黛德丽说：“你不能指望欧洲战场的演出像在派拉蒙剧院一样。”

从在弗兰克演出中第一个女孩晕倒那天算起，整整5周之前，约翰·麦克洛伊命令征用洛斯阿拉莫斯农场学校的男孩，那里正是罗伯特·奥本海默儿时受教育的地方。奥本海默之所以推荐洛斯阿拉莫斯是因为那里几乎与世隔绝，盟国科学家们一直认为他们必须保密，才有可能赶在纳粹之前建造出原子弹，但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到了1942年年末，美国科学家和他们来逃难的欧洲同行都有些绝望。尽管罗斯福总统鼎力支持，原子弹的研制还是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艾伦·杜勒斯从瑞士发来报告：每星期都有大量铀和重水进入纳粹德国。德国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原子物理学家。另外，美国的科学家们怀疑他们的计划已经被泄露。那年秋天，在田纳西州橡树岭附近的野山里抓获两名德国间谍。他们如何到达的那里，又受到了怎样的处置，这些问题华盛顿至今仍三缄其口。但结合其他证据，科学家们的噩梦似乎更加真实，不久的将来，希特勒拥有了核武器，而盟国一无所有。

现在有一件事情他们可以肯定，原子弹是可以制作出来的。理论从最开始就很完备，但要将理论转化为现实，有一个困难需要克服。理论上，当中子进入铀235堆之后，链式反应就会发生。中子使铀235中每一个原子分裂出1~3个中子，分裂产生的中子又去分裂其他原子，这个过程不断延续，直到达到临界质量。当然，他们不能在实验室中形成临界质量，所以使用石墨来减慢中子的速度，以便于观察反应过程。实验中，他们发现一些中子偏离，还有一些中子被原子堆“吞噬”。只有连续“几代”中子数量不断扩大，链式反应才可能发生。这被称为K系数，也被人们称为“伟大的K神”。裂变发生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00个中子撞击100个铀235原子产生第二代中子，若其中105个中子能够继续引发裂变，比例就是105：100，K系数的值就是1.05。第三代中子的数量就是105乘以1.05，反应继续，直到达到临界质量。正如威廉·L·劳伦斯所说：“当K系数大于1时，原子堆就会发生链式反应，因为中子生成的速率大于消亡的速率。”相反，如果100个中子撞击只产生了99个，K系数就是0.99，就不足以发生裂变反应。早期实验中，通过提纯石墨，生成率最多能达到0.87。科学家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铀的纯度不够。阿瑟·H·康普顿博士打电话给西屋电气公司研发部部长说：“西屋电气公司多久能生产3吨浓缩铀？”电话那头的人哑口无言。当时，全世界的浓缩铀加起来重量只有几克。但西屋电气公司给予的答复显示了“二战”时期美国工业的巨大潜力。铀产量从一天8盎司猛增到500磅，到了1942年11月，西屋电气公司已生产了吨铀。

交付地点非常不起眼。芝加哥埃利斯大道在第55大街与第56大街之间，芝加哥大学哥特式风格的建筑上布满常青藤，向远方延伸的院墙有一个缺口，里面是一扇门。门里面是一个大型壁球场，战争爆发以来，这个球场就不再使用。球场恰好在施塔格运动场西边看台下面。因为学校不再举办校际橄榄球比赛，很少有人会到这里来。11月，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用独特纯度材料制作的超大反应堆在这里落成。两家碳棒公司，同国家标准局合作，生产出非常不易与中子反应的石墨。局里其他科学家连同艾奥瓦州立大学的弗兰克·斯佩丁教授，进一步优化西屋电气公司生产的铀。通过新方法，铀金属转化成一个个小块，这被人们称为“斯佩丁蛋”。最后，工程师们将反应堆装进一个巨大方形气球内，抽出气球中的空气，这样中子就不会被氮吸收。康普顿博士预计反应堆K系数可达1.04~1.05，其他人则认为能达到1.07。

反应堆成功指日可待，但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之前，有人成功分裂原子，但历史上还没人成功实现链式反应，所以无法确定减速方法的有效性。“伟大的K神”可能会冲破科学家们设置的限制措施，使整个芝加哥甚至伊利诺伊州被吞没。为了降低风险，科学家们又用7根镉条和3根硼钢棒穿过反应堆——镉和硼都能消耗大量中子，帮助“弗兰肯斯坦”们束缚住他们正在创造的怪物。但没人确定这是否可以成功，两名年轻物理学家自愿组成所谓的“敢死队”。这两个人要站在脚手架上，提着几桶镉溶液，俯视着反应堆。如其他控制措施无效，反应堆失控，他们就把这些溶液泼到反应堆上。

反应堆层层扩大，随着反应堆的增大，中子计数器上面显示的增殖速度值越来越大。1942年12月1~2日夜，第12层就位。那时，整个装置重达12400磅，计数器不断跳动，说明反应无误。W·H·律恩后来告诉威廉·L·劳伦斯：“当时我们知道，只要拔出控制棒，反应堆就会爆炸。”第二天下午3点半，费米亲临现场，“敢死队”也在反应堆上方就位，除了一条镉金属条，其他控制棒全部拔出。之后，最后一根镉金属条也被部分移出。中子计数器的跳动声使人异常紧张，让人想到牙医使用的电钻。K系数直线上升，从0.98、0.99、1.00一直升到1.07、1.08、1.09、1.10。他们成功了，新产生的中子数量总能超过上一代。科学理论已成为现实，链式反应已可不断持续下去。现在将其转化为可携带的炸弹，只是技术问题了。

12月2日同天，有关技术问题的讨论在三个街区外展开，讨论地点就是芝加哥大学埃克特大楼的209房间。两组人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却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遵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保密措施非常严格。总统对曼哈顿计划的态度有些矛盾，这与他的许多其他特质一样，是美国国民性格的反映。他本能上信任他人，喜欢分享知识，希望美国为世界知识宝库做出贡献。可是当他一方面谈四海之内皆兄弟，并且真正认为应该如此时，另一方面又喜欢保密。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说：“罗斯福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既是终结者，又是传道者；既是王子，又是士兵。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思想和背景，还因为他成长的社会及其传统。美国人长期以来就有既讲道德，又务现实的传统。”

总统在芝加哥奉行实用主义，壁球场和埃克特大楼虽然位置近在咫尺，实则远在天边。尽管如此，他们其实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那就是把原子弹装进B–29轰炸机的炸弹舱，这一计划在31个月后得以实现。格罗夫斯将军以检阅“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名义，把这些人召集起来。他们都是美国技术精英，其中有工业巨子，还有来自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们要靠自己的信念，完成将军给他们布置的任务。将军要求他们生产前所未见的材料，而生产目的却并未告诉他们。技术精英们只知道这个计划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而且华盛顿不惜重金。

他们接受了任务。当日，科研团队就同政府签订了合约，但其中的条款非常模糊，这在劳动法中绝无仅有。格罗夫斯答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先支付4亿美元，最终开支可能超过20亿美元。除此之外，科研团队几乎一无所知。少数知道一些机密信息的人被要求绝对保密，甚至不能跟自己的妻子提及。妻子也无法跟科学家谈话，因为科学家们已与社会隔绝，他们的家人只知道他们的地址——美国陆军邮政信箱1663号。

对于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科学家来说，这样严格的保密措施似乎有些过分。其中某些措施看起来有些荒唐。受到最严密监视的人就是罗伯特·奥本海默，监视他的是一个名叫鲍里斯·帕什的人，他身材臃肿，曾经是好莱坞高中的橄榄球教练。美国远征部队情报机构把他训练为对付“共产主义渗透”的专家。奥本海默战前为自由事业慷慨解囊，而且两次差点儿娶了旧金山心理医生珍·泰特洛克博士，珍是一名共产党员。当帕什听说这些情况以后，就死死盯住奥本海默。1943年，奥本海默来到珍在电报山的住处，接她一起出去吃饭。他告诉珍由于他要出去工作，所以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见不到他了，但是工作内容和地点都不能告诉她。之后他就消失了。7个月后，由于一直没有奥本海默的消息，珍在绝望中自杀。那时，帕什一直在暗中监视他们，完全误解了他们两个的会面，他认为奥本海默悄悄给共产党泄露消息。他告诉自己的上司说自己识破了奥本海默的小把戏，要求立刻开除这位物理学家。格罗夫斯回复道，开除奥本海默是不可能的，他说：“不管你搜集到奥本海默的什么消息，他在这个计划中必不可少。”

所有这些监视活动本可以像滑稽戏一样被人忘掉，但当时的现实情况却让人难以安心。受控于莫斯科的共产党间谍在洛斯阿拉莫斯周围建立了极其专业的间谍网，受控于阿纳托利·雅科夫列夫。此人独立于苏联驻纽约领事馆行事。雅科夫列夫通过哈里·戈尔德活动，后者是费城人，曾是工业间谍。雅科夫列夫的间谍网里还有一条情报线，通过纽约的朱利叶斯和艾瑟尔·罗森堡夫妇连到艾瑟尔的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格林格拉斯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军方高层，他几乎能接触到任何一张图纸、草图，或是有价值的文件，而且他也足够聪明，能够看出哪些文件苏联人感兴趣。不过，格林格拉斯还不是雅科夫列夫最重要的情报来源，真正的无价之宝是克劳斯·艾米尔·福克斯。和奥本海默、康普顿和费米一样，福克斯也是一个极具天赋的原子物理学家，是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福克斯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当纳粹开始搜捕反对者时，他逃到了英国。他对希特勒的憎恨，以及对于盟军的忠心从未受到质疑。作为英国的自然归化公民，他已得到官方绝对信任。没人怀疑为什么纳粹会追捕一个理论物理学家，这样的问题当时还没人提起。直到战争结束以后，苏联特务组织瓦解，福克斯的朋友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全心全意的共产党人。

通常哈里·戈尔德会派人取格林格拉斯的情报，但他经常亲自和福克斯见面。有一次，他同时见到这两个人。他会见戴维·格林格拉斯和其怀有身孕的妻子露丝，人们因为覆盆子果冻盒盖记住了这一事件，就像希斯–钱伯斯事件因为南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样。朱利叶斯把果冻盒盖撕成两半，分给自己妹夫戴维了一半，然后对他说如果有人拿着盒盖的另一半出现，戴维要告诉他所有已知情报，“为科学目的分享信息”。因此，当戈尔德来到格林格拉斯在阿尔布开克市北高街209号楼上的住处时，戈尔德说，“朱利叶斯派我来的”，然后拿出了另一半果冻盒盖，他受到了戴维的欢迎。戴维拿出一摞纸，纸上都是他获得的情报。情报价值很高，工作在洛斯阿拉莫斯最小的技术间里的戴维记录下最高机密——引爆原子弹用的扁平透镜模型实验的图解。这种透镜与外行所了解的透镜完全不同，它是用高爆炸药混合而成的，就像玻璃透镜聚焦光线一样，它能聚集爆震波，从而引爆原子弹。苏联人获得这张图纸，就能省去昂贵且耗时的实验阶段。格林格拉斯将草图交到哈里·戈尔德的手上时，他创造了历史，同时也让自己的妻子看透了他的行为。在那之前，他用模糊的解释让妻子相信，他是为了人类共同利益分享信息。但当戈尔德递给他装有500美元的信封时，他妻子如梦方醒。戈尔德走后，他妻子喊道：“我明白你在搞什么名堂了，你出卖情报。为什么这么做？这分明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洛斯阿拉莫斯与莫斯科的间谍网中，出现了薄弱环节。

戈尔德没有给福克斯钱。上一次，戈尔德给了福克斯1500美元，但被他礼貌地拒绝了。他不是能被收买的，他有自己的原则。福克斯按照计划在圣塔非埃勒米达奇街与戈尔德接头，开着他那老旧的雪佛兰轿车带戈尔德去乡间兜风。他们两人分别之后，戈尔德手上拿了厚厚一摞打印的资料，内容关于如何把理论上的原子裂变应用到制造原子弹上。资料技术性非常强，远远超出了戈尔德的理解范围，但莫斯科得到资料之后高兴极了。雅科夫列夫得到指示，他告诉戈尔德：“两方面的情报都非常优秀，而且价值极高。”6年后，有人把格林格拉斯拷贝的图纸复印件给原子能委员会生产主管看，主管说：“这些图很好地展示了如何制造原子弹，近乎完美。”

这个间谍网加上苏联另外两个间谍莫顿·索贝尔和阿伦·纳恩·梅为苏联提供的有价值的情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苏联制造原子弹，即使是科学家们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猜测。情报只是让苏联缩短了制造原子弹的时间，苏联人有足够的理论储备以及技术人员，他们迟早会发现“伟大的K神”。或许格林格拉斯给苏联人的材料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制造原子弹只有一种方法，在洛斯阿拉莫斯早期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爱德华·泰勒这样描述原子弹的基本原理：把两个半球放在一起接触，直至质量达到临界点，就会爆炸。当然除此之外，还需要很多复杂的细节：需要多少铀235、两个半球有多大、它们需要以何种速度碰撞、散射角如何控制、链式反应发射出来的中子量如何控制等。莉泽·迈特纳的侄子O·R·弗里施博士是这个任务的主管，在一次实验事故中几乎丧命，而另有两名物理学家真的在事故中丧生了。

哈里·达尼安是第一个在实验中牺牲的物理学家。他意外触发了链式反应，幸好当时他只持有少量的裂变材料，否则在他身边工作的其他科学家也要遭殃。裂变只持续了几分之一秒，他立刻就被送到医院，但他的右手已完全被辐射渗透。几小时内他就失去了触觉。伽马射线穿透了他的皮肤，内脏在迅速衰竭。他神智昏迷，头发脱落，白细胞增多，最后在极度痛苦中去世。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弗里希的实验室紧张程度骤升。整个区域的人都坐立不安，尤其是实验室中有一个名叫路易斯·斯洛廷的加拿大年轻人，他莽撞又一心只想寻找“惊险”。斯洛廷其实是在玩火，他称自己的工作为“摆弄龙尾巴”。假如他当时出现了重大失误，整个实验室将无人能够幸免。洛斯阿拉莫斯被夷为平地，而广岛和长崎则不会遭到原子弹攻击。历史也将改写。

斯洛廷是个冒险家，也是正义的追随者。西班牙内战时，他为共和国政府战斗；不列颠之战中，他又参加英国皇家空军。由于眼睛近视，他被迫停飞。他接受过对口的科学训练，所以自然而然便加入了曼哈顿计划。在弗里希的指导下，他找到了自己的专长，但他的同事们则强烈希望他回去驾驶喷火战斗机。他将两个半球穿在一根横杆上，用螺丝刀将两个半球推向对方，他在一旁全神贯注地观察。这就像俄罗斯轮盘赌。依据概率，他迟早会无法及时分开两个半球。意外的确发生了。一天，螺丝刀脱手了。两个半球过于靠近对方，耀眼的蓝光瞬间吞噬了实验室。他徒手将两个半球分开，中断了反应，才得以拯救这个区域。他明白这么做意味着放弃生命。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对在他身边的工作的同事说：“你会好的，但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了。”9天后，他在痛苦中死去。被派去调查这场事故，并研究能从这场事故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的人，正是克劳斯·福克斯。

实验室大多数科学家都在抱怨保密措施，尼尔斯·玻尔从来都不习惯他的代号“尼古拉斯·巴特勒”，总是想不起来。但福克斯知道其中的隐情，很少抱怨什么。或者说，福克斯只知道一半内情。纳粹德国尖端武器研究进展情况仍然是个谜。希特勒总是在谈论秘密武器，早在1944年，他已经放出了三种秘密武器：喷气式战斗机、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和V–1导弹，也就是第一批喷射推进式导弹，人们也将它称为“嗡鸣弹”。美国科学家们之前推断希特勒要么已经拥有原子弹，要么马上就能拥有。从德国传来的情报中，没有一项能推翻美国科学界的假设。他可能已拥有一武库的原子弹，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希特勒这个人不择手段。这位德国元首带来的恐怖、憎恨和畏惧，今天已经不可能重现。但如果不想象当时人们所面临的恐慌，就难以理解美国科学家们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制造原子弹的动机。

有关原子弹的问题，最高层领导们在华盛顿和伦敦分别进行过讨论（但没有在莫斯科进行，这情有可原，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认为，斯大林大概也不会与他们分享苏联实验室的最新发现）。1943年秋，一支特别情报小组将在诺曼底登陆，其代号为“阿尔索斯”，即希腊文的“小丛林”（也正是“格罗夫斯”一名的意思）。小组成员虽穿得像士兵，但作战服上佩戴着识别徽章，徽章上有白色的希腊字母α和一条红色叉状闪电。他们的任务就是搜集纳粹德国核武器研究进展情况的资料。小组的一位资深科学家会在现场翻译并评估发现的文件。这位科学家就是荷兰的塞缪尔·A·古德斯密特博士，他是一名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业余爱好则是研究刑事侦查方面的新进展。

1943年1月7日星期四，美国总统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布了第10次国情咨文。“轴心国知道如果不能在1942年取得战争胜利，他们最终将一败涂地，”他说，“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敌人没有在1942年赢得战争。”星期六傍晚，首都一片宁静，一队豪华轿车从白宫南门驶出到第15街右转，在铸印局附近一条少有人烟的铁道旁停下。总统专列已经在那里等候。总统走进了自己的专属车厢“斐迪南·麦哲伦”车厢，跟随他一同进入的有哈里·霍普金斯、罗斯·T·麦金太尔博士，还有几名军章闪烁的陆海军高级将领。在迈阿密，泛美航空公司的“飞剪”号班机正在等候总统一行，准备带他们飞过大西洋，到卡萨布兰卡和温斯顿·丘吉尔会见。

盟军峰会将在这一年频繁举行。卡萨布兰卡一役，罗斯福高估了艾森豪威尔的能力，在那之后，他提出了极具争议的轴心国国家“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位盟军总指挥在魁北克（又是和丘吉尔）、华盛顿（和丘吉尔以及盟军将领）、开罗（和丘吉尔、蒋介石）、夏威夷（和尼米兹、麦克阿瑟）、德黑兰（同丘吉尔和斯大林），然后又回到开罗（再次和丘吉尔），进行会谈。那一年，战争领导权的火把已经从英国首相传递到了美国总统手里，两个人都心知肚明。领导权的转移和个人能力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在战争中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而且美国的将领，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将会在伟大战役到来的时候指挥联合军队作战。

并非没有人批评罗斯福作为盟军总指挥的表现。实际上，他的一生都饱受批评。斯大林认为罗斯福坚持“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只会让德国人更加团结，延长战争。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斯大林的这一看法。在太平洋战场，也许罗斯福总统给了麦克阿瑟太大的权力，而太平洋战场实际上是海战，应由尼米兹上将来赢取。但没有人质疑，从1943年开始，罗斯福就是盟国陆军和海军的总指挥。早在1942年11月，罗斯福的特别助理威廉·D·哈西特就在日记里写道：“总统正在成为这场全球大战的中心人物，他提出倡议并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路易·强森从新德里发来电报称：“罗斯福的名字在这里有特殊的魔力。”大多数职业军人都佩服罗斯福的领导力。艾森豪威尔写道：“尽管罗斯福先生的很多政治决策，我都不敢苟同，但是我知道他作为领导一个国家进行战争的统帅的能力——在我看来，他的表现完全达到了所有人对他的预期。”史汀生说：“这是美国陆军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总指挥。”乔治·菲尔丁·艾略特少校写道：罗斯福总统对全球战略的出色把握使他成为“最伟大的战时总统之一”。在所有“二战”参战国当中，美国的伤亡人数比例最小。1944年海军节时罗斯福总统可以说，1943年美国武装部队曾经在敌人的滩头阵地前参加过27次登陆战，而且“这27次登陆战每次都取得了巨大胜利”。

罗斯福总统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军事天才。视察军队的时候，他的穿着总是一成不变：一件法兰绒的衬衫、一顶旧帽子、随意系着的领结。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衣着随意、精神饱满在周末要去钓鱼的老爷爷。话说回来，他统帅的军队战士们也很随意。美国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其性质完全不同。没有人比住在白宫里的总统更能代表美国。戴维·利连撒尔写道：“罗斯福是全世界最英俊的军事领袖。”艾森豪威尔将军或许也被罗斯福对乡村地形和特点的深刻记忆和理解所折服。然而对美国大兵和水兵来说，罗斯福总统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他的关心爱护，以及作为一个实干的总统领导着实干的美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乔纳森·丹尼斯写道：再没人像他一样始终能够唤起藏在美国人民恐惧之下的自信，因为他坚信美国人民具有尊严，所以要求或期待美国人民拿出勇气时，他无所畏惧。”要说罗斯福对人民的需求把握敏锐，他去夏威夷医院视察的那次是最具说服力的。当时，他和陆军、海军将领进行了会谈，制订了击溃日本的宏大进攻计划。在离开之前，他要求坐着轮椅穿过那些作战中失去上肢或下肢的老兵病房。他微笑着挥手，一语未发，但他的行为说明了一切：这也是一个双腿不能正常行走的人。他懂得这些老兵的痛苦，他也经历过。但他战胜了这些痛苦，成为美国总统。这些老兵没有理由绝望，应该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

从罗斯福的外表就能看出，他现在十分疲惫。白宫记者们深知罗斯福不会在1944年寻求连任。罗斯福本人也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写了信：“我心里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到我哈得孙河畔的故乡。”但压力迫使他继续执掌美国政府，和任何一位总统一样，他也在思考历史对他的评价。对于战后美国的发展，他有计划，他要像前总统威尔逊忠于国际联盟一样忠于联合国。罗斯福也收到了很多来信，有人在信中说：“在这全世界充满悲伤、满目疮痍的时刻，罗斯福总统请不要让我们失望，现在是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我从心底里认为是上帝派你来引领我们前进。”还有许多请愿书，其中一封有6000多名钢铁工人联名签署，上面写道：“我们知道你很疲惫，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你从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道格拉斯·钱德勒从第三帝国传来声音：“把那个人从一直是白色的房子里赶出去。”此人曾工作于赫斯特报系，后叛逃，在柏林广播化名为保罗·里维尔。

作为政治家，罗斯福不会被这些呼声影响，丝毫不会。罗斯福对温德尔·威尔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望眼欲穿。他们拥有类似的远见，而且私底下彼此互相敬仰。罗斯福把萨姆·罗森曼叫到办公室，请他担任与威尔基沟通的特使。罗斯福说：“我们应该有自由和保守两派，但现在因为意见不合，两派内部都出现了分裂。”罗斯福认为在总统大选之后两派应重组，他让罗森曼用自己的想法试探威尔基。威尔基对罗森曼说：“你告诉总统先生，我已经准备好用我的一生促成此事。”1940年，还有可能做出些成绩——尽管现在也很难想到如何做，但如今已经是4年后了。那时候威尔基在威斯康星州共和党预选中败下阵来，得票数落后于杜威、麦克阿瑟和史汀生。他也觉得疲惫了，同时对共和党保守派很生气，也对所谓的政治程序不再抱有幻想。他身体虚弱，在经历了三次心脏病之后，于10月8日去世。

威尔基是自1916年的休斯之后，共和党最有影响力的总统候选人。他的离世在共和党中掀起了“反威尔基”元老的一系列报复行为。他们轻蔑地说威尔基奉行“世界大同主义”。劳伦斯·丹尼尔斯、伊丽莎白·迪林夫人、约瑟夫·麦克威廉姆斯，这些极右派代言人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全部哑口，1944年又“重出江湖”，暗讽罗斯福是“犹太国王”。直到1941年11月，仍有国会议员利用自己邮寄信件方面的权利与纳粹的宣传机构联系，议员菲什的秘书因为在这件事上做伪证而被定罪。一些纸媒，比如《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每日新闻》，还有艾林诺·佩特森（“西西”）旗下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以及赫斯特报系都拒绝隐瞒军事情报。美军破译了日本的“紫色密码”，一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在报道中泄露了这一情况，但日本人没有看到这篇报道。总统认为司法部应该在这件事上采取强硬态度。政府也遇到了严重的煽动事件，但是司法部长比德尔认为在选举年抓捕一些保守派的媒体人士会对赢取选民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他将罗斯福的意思撇在了一边。但是，这件事仍然让总统坐立不安。孤立派仍然在媒体和国会中地位坚固。如果就这样算了，他们可能在美国得到更多的支持，进而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个威胁的出现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一周，罗斯福在给汉尼根的信中写道：

如果我的人民要求我继续执政，那我就像那些在前线战斗的士兵一样，没有权利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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