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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骚乱（第4页）

人人皆为王。

朗向《休伊·朗：真实的人生》的作者福雷斯特·戴维斯透露，他想取消民主党和共和党，然后自己连当4届“美国的独裁者”。1935年春夏，朗的人气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威胁日甚。《纽约时报》记者特纳·卡特利奇认为政府走错了一步，不应该触怒他，因为政府的回击“反倒让朗从一个小丑变成了真正的政治威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了一次秘密民意测验，发现如果朗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他会从罗斯福那里分走400万张选票，并获得对选举结果有重要影响的州的支持，而且1936年的选举最终会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谁当总统。吉姆·法利是全国最具慧眼的政治预言家，9月，他对伊克斯说，朗的选票会超过600万张。在第二期新政期间，朗及其同盟者影响力巨大。社会保险法案获得通过得益于朗所支持的“汤森德计划”，提高高薪阶层税额的法案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的提出，也是因为朗。那时，朗指责罗斯福是有钱人和公用事业公司的奴隶。朗对这些了然于心。7月，他指责罗斯福“抄袭他14岁时写的分享财富演讲”，“我还在穿齐膝短裤的时候，就有这么聪明了。他现在也就我当年的水平”。

8月下旬，国会休会了，朗还在参议院走廊里上蹿下跳，不住地嘲笑“富兰克林王子”、“玉米勋爵”华莱士、“坐牛”约翰逊和“芝加哥麦虱”伊克斯。可朗及他留在巴吞鲁日的恶婆娘都有不祥的预感。一个月前，他说敌人想要靠“一个人、一杆枪和一颗子弹”刺杀他，然后总统特赦了凶手。现在他又说，下届会议中，他希望看到一个听话的国会，“如果我能回来的话——我或许回不来。这次演说可能是我的绝唱，谁知道呢”。

这果然是他的绝唱。9月8日，他正在巴吞鲁日的州议会大厦催促议员通过一些法案。这时，一个人拿着一杆枪，躲在议会大厅的大理石柱后，准备射出那颗子弹。这人叫卡尔·奥斯汀·韦斯，是个有抱负的年轻医生。他的岳父是地方法院法官，同朗有过节。为此，朗改划法院辖区，把他挤走，还散布流言，污蔑法官的先祖。晚上9点20分，朗大摇大摆地走过议会的圆形大厅。韦斯医生突然出现，一枪打中了他的腹部。朗的保镖立刻反应过来，用61颗子弹把韦斯打成了筛子，但是他们的领袖已受了重伤。昏迷前，朗说：“我想不通他为什么想杀我？”别人也想不通。后来的两天是朗的葬礼。朗身穿黑色燕尾服和白领带，静静躺着供人吊唁，人们还在猜测凶手的动机。人们为他献上的鲜花铺了三英亩地，25万人聚集在议会前的草坪上，参加领袖的葬礼。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在致悼词时哭着说：“他是名贵的斯特拉迪瓦里斯小提琴，他的美妙声音远胜过嘈杂的鼓声。他是未完成的交响乐。”接着，史密斯愤怒地说，媒体和参议员比尔伯要对谋杀负责。比尔伯不甘示弱，说史密斯“肮脏龌龊、卑鄙懦弱、阴险恶毒、谎话连篇，活该入地狱”。人们还在揣测朗被害的原因。住在河口地区，受过朗恩惠的路易斯安那州穷人唱道：

啊！他们说他豺狼心，

但看看他让孩子免费上学。

告诉我，为何狠心将他杀害？

他已死去，躺进坟墓，

可他铺的路上人来车往，

告诉我，为何狠心将他杀害？

30多年后，史密斯对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说：“没人能证实罗斯福总统下达了暗杀令，但有一点可以确信，策划暗杀的人相信朗的死会叫总统高兴。”听到朗遇刺身亡的消息时，总统正同库格林神父和约瑟夫·P·肯尼迪共进午餐，他大惊失色。稍有人性的人都不会将朗的暴毙当成乐事。但从长远看来，朗从国家政治舞台上退出，让罗斯福少了一个大患。历史上有极少数几个人，若活下来，将极大地改变美国历史，朗就是其中之一。

罗斯福知道他迟早要面对右翼第三党的挑战。史密斯、库格林和汤森德誓要谱完朗那支交响乐。葬礼过后的第9个月，广播神父的联播广播电台已增至35个。一天，他对广大听众宣布，一个叫作联盟党的新党派成立了。联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克利夫兰市举行。会上，库格林撕掉了他的白衣领，与史密斯和汤森德携手并肩，他的追随者们全部站起鼓掌庆贺。如果有听众只是来看热闹，这个场面也足以使其激动。库格林演说起来滔滔不绝，都是在诋毁总统。他每说一句诋毁的话，听众就激烈鼓掌。库格林忽然声音哑了下来，摇摇晃晃地离开了讲台，突然倒下，还好被保镖一把扶住。这样巧妙的策略，成功地煽动了民众的情绪，让演讲达到最高潮。以往在电台广播时从没发生过这种情况。但他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广播电台名人，也不仅仅是一位神父。多年来，他所讲的内容与传道已毫无关联了。

1935年春，总统最亲信的顾问团认为总统对公众的教育角色弱化了。他们将想法告诉了总统，罗斯福回应道：“人们厌倦每天在新闻头条读到同一个人的名字，厌倦每晚在收音机里听到同一个人的声音……长时间听高频声音的播放，人们心里会受不了，这是人性的弱点。”

但在这方面，显然群众的智慧更高深。历史不是只有政治。10年前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可能形成这10年的社会格局和经济形势，只需适当的栽培，和相应的经济形势变动。但并非所有小事都能产生这样的影响。1935年5月，连锁信在全国掀起一阵热潮，但也没有深刻的意义。与此相反，恩里科·费米在罗马的简陋实验室里做出的成果虽引起一阵轰动，但现在回看，人们还是低估了其中的价值。从费米妻子劳拉的幽默叙述中可知，费米和学生用中子逐个撞击原子，实现了链式反应。他成为最早分裂铀原子的物理学家，但他自己当时并不知情。

无关紧要的小事和令人瞠目的大事之间，有许多有趣的事。1935年是技术史上的分水岭，有些事比国会上的唇枪舌剑更令人难忘。当你厌倦库格林神父的陈词滥调时，只要拨动收音机指针，就可以换到20岁的奥逊·威尔斯的节目。奥逊·威尔斯在节目里扮演一个叫作“影子”的角色，又名拉蒙特·克伦斯通：

玛戈：啊，拉蒙特，你看！那个侍应朝厨房走去，手没碰到门把手，门就开了！

影子（随口说）：哦。那是光电射线的作用。

玛戈：啊，光电射线是什么东西？

影子：看看门的两边吧，玛戈。看到地板上突出来的铬制物了吗？那些东西上面藏着灯泡，看见了吗？两个灯泡之间，有一道光。有人靠近门，遮住了光线，门就自己打开了。

玛戈：好聪明的办法！

1935年时，这的确聪明，但这只是电子工业的雏形。后来，电子设备不仅取代了看门人，还取代了电梯操作员、保龄球馆球童、拣信员、开票员、纺织品配色员、计数员、狱卒、保险公司理赔员、会计、杂志分销商等1000种岗位上的熟练工或生手。一句话，“自动化时代”开始了。

通信革命也开始了。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概念，改变了个人私人空间和文字的传统模式。1935年6月，乔治·盖洛普第一次进行民意测验，是应杨罗必凯广告公司要求。约翰·希尔、厄尔·纽瑟姆、卡尔·博雅建立了“公共关系”办公室。1935年，由米利亚姆·霍普金斯主演的《浮华世界》开始在市中心的电影院上映。这是首部达到正片标准长度的彩色电影，虽然当时许多电影院还不具备放映彩色片的条件。除此之外，还有相关的新发明。诺贝尔奖得主伽利尔摩·马可尼发现，无线电短波沿着地球表面会被“扭弯”，这种微波首先在“二战”中应用于雷达，接着又应用于电视广播。1935年，美联社开始提供有线电传真服务。1936年和1937年，《生活》杂志和《展望》周刊也相继采用了这些技术，美国人开始习惯于所谓的图像。1935年，辛辛那提市首次举行夜间棒球赛，啤酒开始罐装生产。当时十几岁的年轻人，之后步入而立之年时，这些都是常见的娱乐方式。

1933年的“百日新政”时期，阿瑟·谢尔曼的拖车生意转危为安，迅速发展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不到一年，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县就出现了2000辆拖车和棚车。那时，美国年轻人喜欢研究机械，他们最喜欢看《机械修理者画刊》。其中，通用汽车公司的独立前轮悬挂系统最受关注。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小阿尔弗雷德·P·斯隆说：“简单来说，这个悬挂系统让汽车有了膝关节。每个前轮都有单独与底盘连接的软弹簧。路上有土包或坑洼时，前轮会自行升降，就像身体的关节一样抬高或者伸直，而另一条腿或整个身体的平衡不受影响。所以，颠簸只影响车轮，不影响乘客。”这就是膝盖般的运动。但是，就连小阿尔弗雷德·斯隆（或阿瑟·谢尔曼）也没预料到，日后美国的汽车业和州际高速公路网络会发展得那么好。

1935年，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摇摆乐第一次响起。一年前，单簧管演奏者本尼·古德曼每星期只能挣40美元，他便组起了自己的乐队，希望能多挣点钱。8月21日晚，他的乐队结束了和洛杉矶帕洛玛舞厅的合同，又没找到愿意和他们签约的新东家，可谓倒霉透了。当时，舞厅清一色的狐步舞曲，虽然优雅恬静，但乐师演奏烦了，跳舞的客人也听厌了。古德曼决定放手一搏，使用弗莱切·亨德森改编的曲子（亨德森是黑人，白人舞厅经理拒绝采用他的作品）。这样的摇摆乐格调虽没那么优雅，但平时排练时很受伴奏者欢迎。突然之间，铜管乐器响亮吹起，鼓声急促喧哗，萨克斯风悠长饱满，独唱歌手们和本尼自己，轮番助兴，在聚光灯下随性演唱。这样一来，现场活跃起来，气氛高潮迭起。一夜之间，25岁的古德曼成为娱乐圈里的“摇摆乐之王”。

并不是人人都痴迷摇摆乐。一名心理学家曾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摇摆乐“有危险的催眠作用”，它“故意把节奏设计得很快……比人的脉搏还快”，可能“颠覆传统”。但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的摇摆乐。那时，古德曼、阿蒂·肖、格伦·米勒和汤米·道尔西正当红，是那些身披薄纱、脚蹬白皮鞋的年轻男女的偶像。（道尔西将在费城尼克松大戏院首次登台，奉上他令人难忘的处女秀——歌曲《玛丽》。）在帕洛玛、罗斯兰、萨沃伊、好莱坞帕拉丁、格伦岛赌场等舞厅，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其他年龄段的人也有各自的摇摆乐。儿童最爱斯派克·琼斯，中年人则喜欢凯·凯瑟的甜美风格，老年人偏爱盖·隆巴多、韦恩·金和文森特·洛佩兹的舒缓节奏。挑剔的知识分子也迷上了摇摆乐，他们会到卡内基音乐厅欣赏细腻、复杂的乐曲。这时，留声机也重新流行起来，各种摇摆乐唱片都有。蓝鸟和迪卡唱片一张35美分，哥伦比亚唱片每张50美分。至于音乐多样化，或者一些人所谓的品位巴尔干化，还在30年之后。

当时，表演艺术都体现着一种普世主义，把电影分成限制级、指导级和普通级等是不可思议的事。那时，每星期有8500万美国人走进影院，一般都是全家出动，所以电影必须都是普通级的，适合所有年龄段观众观看。一家人看电影的年均花费是25美元，以“大萧条”时期的票价来看，这一数目很惊人。全国共有17000家电影院，比银行还多，是酒店数的两倍，百货公司数的三倍。每家影院一年放映100~400部影片，自然没时间全部审查。但好消息是（对电影艺术的发展可不算好消息），海斯办公室、布林办公室相继成立，接手了审查电影的工作。1934年，天主教道德同盟开始对电影内容进行严密监控。他们不允许好莱坞电影里有长时间接吻、通奸、裸体婴儿等镜头，夫妻也只能各睡一张床。他们还要求电影里的语言“像漂白剂洗过那样干净”。当丹尼斯·金唱起“勃艮第葡萄酒，见鬼去吧”时，观众立刻激动不已，好像看见一个裸体女人在他们中间跑来跑去。就连电影起名也要循规蹈矩：“不贞”突然被改为“忠贞”，“好女孩也要去巴黎”莫名其妙地被改成“好女孩去巴黎”。可以说，这时的审查制度符合当时的道德观。梅·韦斯特后来说：“唱歌时，我们都不能扭屁股。”一次，审查梅·韦斯特的一部电影时，布林办公室疏忽大意让其通过了。电影里，加里·格兰特对她说：“亲爱的，你需要休息——我会让你休息得舒舒服服。”（这时，韦斯特抚弄着头发，舌头滑过齿间，回答道：“那能叫作休息吗？”）为此，她的电影遭到禁播。《生活》杂志有一期的内容是“孩子的出生”，竟然要打官司才可出版。《时代周刊》指责厄斯金·考德威尔的小说《小墓地》打“擦边球”，“体现出美国出版界近期的趋势：沿着审查的底线走，只要不越过，就大着胆子做”。

同时，电影审查制度还反映出失意人群的心理需要，他们希望借电影逃离现实世界的烦恼。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好莱坞提供“欲望和梦想，只需5~10美分，物美价廉”。就是在“大萧条”时期，10美分也不能满足你的欲望，和现在一样，那时的色情片只有少量观众爱看。但人人都爱做梦，因此，承载着人们梦想的电影可以吸引到最多观众。1935年，《叛舰喋血记》、《小麻烦》、《简瑞里船长》、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片，以及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悬疑片等陆续出现，观众群不分男女老少、信仰派别，票房一路走高。

在这个时期，看电影本身就是一件有气氛的事。立体放像镜头屏幕、福克斯声道（不再用维太风录音系统）只是这种气氛的小小体现。放映机放映出的任何东西都协助制造出这种气氛。两片连映让人直呼过瘾，星期六系列片和精选短片叫人心情愉悦。比如，先来一部特里通公司的动画片，再放映一部百代电影公司的新闻纪录片，然后是塞尔玛·托德和帕茜·凯莉主演的喜剧片，以及一部菲茨杰拉德的旅行纪录片（“……就这样，我们向景色迷人、友好和平的德国告别了”）。摸彩颁奖、影院的赠碟之夜、宾果游戏、弗利牌双泡口香糖、彩色包书纸、虫子形状的巧克力软糖、一地冷掉的爆米花和影院后排亲昵的情侣都将看电影变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坐在漆黑的影院，看着银幕上的某张脸、某个眼神、某个动作自由幻想。随着电视的出现，电影的神秘吸引力消失了。但在那以前，这种吸引力是巨大的。戈尔·维达尔借小说中米拉·布来金里冶这个人物说道，1931~1945年出生的年轻人上过学，但没经历过“二战”，他们受电影的影响最大。他说的可能是对的。

但他可能只说对了一半。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家庭娱乐活动就是听广播。像电影一样，广播业也受到严格审查。全国900家广播电台中，700家属于4个广播网，即全国广播公司（红网），全国广播公司（蓝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比起现在的电视，当时广播的内容也很健康。现在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出错尚有回转的余地，20世纪30年代的广播主持人可没这么幸运。如果一个儿童节目主持人以为他关了广播，抱怨了句：“我想，那些小畜生会安静听一阵子了。”他只能卷铺盖走人。当时，一家人都会守着广播，聚精会神地听每一句话。全国广播公司（红网）的《一个人的家庭》是最长青的节目之一，具有一定代表性。这是个诺曼·洛克威尔式的故事，每星期三晚8点，2800万个家庭会准时收听。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每次开场都会说“本节目专门献给年青一代的父母及他们充满困惑的子女”。

对数百万人来说，打开收音机的动作就像部落仪式一样必不可少。凯特·史密斯的《月亮爬上山顶》、露丝·埃廷的《丰收日，月长明》、阿莫斯和安迪的《最好的歌》、鲁迪·瓦利的《请你吩咐》、莫顿·唐尼的《卡罗来纳的月亮》和雷·诺布尔的《我是真的想你》在广播电台非常受欢迎，几乎没有家庭没听过这些歌。全国人民最熟悉的电话号码是默里山8–9933。拨打这个电话，你就可以发表针对《鲍斯少校的业余广播》表演者的意见。圣诞节到来时，怎能错过莱昂纳尔·巴里摩尔演唱的《圣诞颂歌》，全国人民都会守候收听。“西部矿区小镇的姑娘可以幸福地嫁给富裕的英国贵族吗？”没有几个美国人会为这样的问题睡不着，但即便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很蠢，也不会说出来。广播里的每个场景都需要听众自己想象，想象出的画面远比21英寸的屏幕展现得更加多彩，所以电视节目无法和最好的广播节目相比。埃德加·伯根为木偶人查理·麦卡锡配音，惟妙惟肖。得知他的身份后，瑞典国王路易·B·梅耶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都开心地跟他握手。

广播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广播，人们向操纵消费社会迈出了第一步。当时，广告界的先驱是美国烟草公司总裁乔治·华盛顿·希尔。正是希尔的创意，美国烟草公司创下购买推荐信的先河。（写推荐信的名人包括歌剧演员舒曼·海因克夫人，虽然她根本不抽烟。）推荐产品的想法是受到“难兄难弟琼斯和黑尔”这两个滑稽演员的启发。每当人们被他们的笑话逗笑，都会想起袜子；听到《捕盗神手》，就会想起库牌漱口水；听到伯根和木偶麦卡锡的声音，就会想起切斯和桑伯恩牌咖啡；听到《畅销唱片排行榜》，再配上后面烟草拍卖人讨厌的顺口溜（这个顺口溜是希尔的主意），就会想起好彩牌香烟。为了证明这样做很有效，他在董事会光洁的会议桌上吐了一口痰。他说，顺口溜就像这口痰一样，让人恶心。他用丝绸手绢把痰擦掉接着说，但是你会记得特别牢。“好彩牌香烟美翻天”是希尔的又一个策划。每次广播，主持人都会翻来覆去地说“好彩牌香烟美翻天，好彩牌香烟美翻天”，听众听得快发疯了。1946年9月13日，本地广播电台新闻解说员突然在节目中插播：“女士们，先生们，今天乔治·华盛顿·希尔死了。真的，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听众们会永远记得这一天，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真是谢天谢地。

比起来，其他广告只是稍微惹人烦。比如，“抽完一车烟，半点都不咳”（老黄金牌香烟）、“让车主告诉你”（帕卡德汽车）、“开始它轻唤，后来它咆哮”（大本钟牌闹钟）、“顽渍不残留”（菲尔斯–纳普撒牌肥皂）、“‘好彩’香烟，比糖更美”。用乔治·E·莫里的话说，大规模生产的消费时代是要把“大企业和大众连接起来，建立起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但在当时，这样的概念还没人提出。就算有人提出，也没几个人能理解。如果那时有人告诉大众，以后的大学生会反对消费者至上，也不屑于处处求稳定，人们一定会迷惑不解。那时，代替人力的机械设备才刚开始大规模生产，节约劳力的东西，谁也不嫌弃。生活保障在“大萧条”时期是不可企及的梦想，谁都渴望得到。罗斯福关于社会保险的初步设想将在1936年的总统大选中提出（在1935年的法案中，福利只涉及工人本人，不包括其家人）。这次的大选在美国人心目中愈加重要，而且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大选是针对新政的一次公投。

剪影：20世纪30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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