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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骚乱（第2页）

拉瓜迪亚说：“一般而言，纽约的生活单调重复、枯燥无味，但其实也能精彩纷呈、多姿多彩、刺激新颖，像冒险一样。”他身高不过5英尺2英寸，但个性张扬，神气活现。在他的管理下，纽约生活真的变成如轻歌剧一般生动诙谐。他总是戴着黑色宽边帽，声音尖锐刺耳，发号施令时听着阴阳怪气，办事风风火火，像海盗一样大胆无畏。他宣誓就任才一分钟，立刻下令抓捕暴徒“幸运儿”卢西安诺。他还调动城市建设、消防、卫生部门的力量支持罢工的服务员。洗衣店工资过低，引发社会争议时，洗衣店老板们恳求拉瓜迪亚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中立，但他直接一通电话打到自来水厂，要求停止对所有洗衣店的供水，显示出他的不偏不倚。（洗衣店老板立马不闹了。）他把曼哈顿当作封地，自己就像一个领主。他不仅亲自带着警队，还突降夜间法庭庭审现场；他会出现在广播电台节目里，给孩子们讲连环画；消防队救火时，他会戴着大号头盔，站在疾驰的消防车后面。拉瓜迪亚的信条是勇敢无畏，就像儿歌唱的“谁怕大灰狼”。他善于做些夺人眼球甚至荒唐离奇的事，有时人们被表象蒙蔽，竟不会察觉他支持社会主义。但和他共事过的人都清楚他的想法和成就。

当选的激进派与新政派形成联盟，教条主义的“左”派则敬而远之。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罗斯福的实验后，《新共和》周刊肯定地说“中间道路行不通”。特格韦尔得意扬扬地以为政府对“盲目的理论”不屑一顾，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哥伦比亚大学学报编辑詹姆斯·韦克斯勒却写道：新政派正需要这样的理论。此外，持这种观点的还有I·F·斯通和马克斯·勒纳。早在30多年前，林肯·斯蒂芬斯就说过：“关于自由，要有自己的信念……我们要为自己争取自由，而不是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时，赫伯特·马尔库塞还没提出“宽容要看对象”这个口号来激励新“左”派。《新群众》杂志的口号更富于马尔库塞的色彩：“法西斯主义者、滥用私刑的人或任何想利用民主权利欺骗公众支持反动派的人，都无权获得民主权利。”

汤姆·沃尔夫那时才3岁，他后来为《纽约杂志》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讨论“激进政治的时尚”。这篇文章指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和黑豹党，但这种风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也很盛行。苏联特工黑德·马辛在国务院里有许多追随者，都是社会名流。一次，一位追随者站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用俄语演唱了《国际歌》献给她，让她又惊又喜。正如巴德·舒尔伯格在小说《醒着的梦》中所说，20世纪20年代后知识分子的面部特征都变了。过去，他们就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样，“油头粉面、神采奕奕，穿着笔挺的箭牌衬衫，五官深邃，线条硬朗，左右脸十分对称，好像二流肖像画里的美男子一样。脸庞精致，鼻梁挺直，下巴有一条沟，深色头发呈中分向后梳，抹上凡士林或司丹康发蜡后，弄得服服帖帖”。现在的知识分子则是骨骼粗大，头发蓬乱，具有无产阶级的斯拉夫特征。确实，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写道：如果在一些鸡尾酒会上留心听，“你会听到一个出生优渥、举止优雅的文学评论家说自己是无产者，坚定地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在纽约八十几号那些雅致住宅里举行的晚宴上，所有艺术家的目光都会聚集在最近拜访过东12街35号共产党总部的人身上。如果有几分醉，他会高歌一曲，无数同志也会跟着他一起唱：

USa加个S

美利坚就变成了美利坚苏维埃

我们会看到这一天

土地归农民

工厂归工人——

美利坚属于全民时，

将是美利坚苏维埃时代

“左”派的威胁花样百出，显得荒唐；右派的威胁才显露迹象，却危害严重。1934年中期选举将近时，对新政派批评最多的是商人。在“百日新政”时，大部分人同意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的提议，不与政府作对。在他的《纽约每日新闻》里，帕特森承诺道：“不管罗斯福总统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他。至少一年之内，我们不会发表恶意的评论。”现在，一年已过，回顾过去，他们并不喜欢罗斯福在就职典礼时提到的《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节的一句话：“耶稣进入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第一个公开表达不满的是阿尔·史密斯。在《新展望》杂志1933年12月的社论里，他嘲笑新政各种机构滥用名称简写。他说：“这些名称看起来就像一个心不在焉的教授玩字母游戏。”他还补充说：“一些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指出民政工程署计划的危害性。答案很简单。政府财政困难时，大家都在等待救济。眼看要过一个紧巴巴的圣诞节，这时，只要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开枪打死好心的圣诞老人。”

“不开枪才怪，”霍普金斯冷冰冰地说，“圣诞老人真该穿上一件防弹背心。”罗斯福本人给手下的一名大使写道：“人们开始诽谤了，这是必然的事。带头诽谤的是被称作梅隆－米尔斯集团的人，他们掌管着银行界和某些垄断工业部门。”1934年，国会同意增加救济拨款，但设立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决定，扩大了诽谤者的队伍。6月8日，总统顾虑重重，只能将增强社会治安和征收工资税的议案推迟到冬天。不过，这招作用不大，现在不可能休战。两个月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迈阿密召开会议，正式宣战。罗斯福在写给驻苏大使小威廉·C·布列特的信中说：“大炮就位，准备开火。他们的组织现在被称为‘忍无可忍俱乐部’。”

有时，是罗斯福考验着他们的忍耐限度。复兴金融公司的耶西·琼斯在芝加哥金融家会议上大动肝火，他说这些人是作茧自缚，在座半数的人直接导致了各自手下的银行倒闭。他要求他们“聪明一回”，“要和政府合作”。罗斯福和华尔街银行家们彻底决裂可能是在1934年10月24日。那天，美国银行家协会的4000名会员出现在美国革命女儿会的宪法大厅，聆听总统演讲。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行长杰克逊·E·雷诺兹为罗斯福做了出场介绍，语气十分谄媚。他对总统说，金融界抱着“悔过和谅解的心态”。他还感谢罗斯福实行了新政，“挽救并重振了摇摇欲坠的银行业”。可惜，罗斯福又老调重弹，说起恩迪科特·皮博迪的那套思想，要求全国所有的经济力量，包括商业、银行业；劳方、资方、政府，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那样，我们会组成一个多么强大的全美联盟啊！”他想得倒好，好像“铁裤汉”约翰逊在全国实行的种种措施没有遭遇挫败一样。听众出于礼貌，依然鼓掌，但他们觉得雷诺兹这样低三下四，未免太过。回到酒店，他们才知道自己被出卖了。本来，雷诺兹讲稿里回忆了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法学教授的日子，还说到罗斯福那时表现平平，显出几分挖苦。但白宫坚持提前审查发言稿，讲稿里这些跑题的话都被删除了。罗斯福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934年竞选活动后期，总统开始攻击工商界，但大部分中产阶级都浑然不知。一次精彩的炉边谈话里，罗斯福说道：“多年来，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渐渐被少数拥有特权的人奴役。我不主张回到这样的自由。”同时，他赞颂“个人积极性产生动力，合理的私人收入会产生积极作用”。共和党再次发现根本无法和这样的对手抗衡，于是演讲中的措辞就不再那么客气。在威斯康星州，一名共和党候选人怨恨地说罗斯福就是“一个不能靠自己的腿站起来，只有靠拐杖的人”。罗斯福知道这种做法必然会自食其果，所以坚信民主党会在选举中胜出，但最终大获全胜还是让他吃了一惊。11月7日早上，全国人民醒来发现，执政的民主党对比共和党优势明显，在众议院中多出229个席位，在参议院里多出44个席位。全国只有7位共和党出身的州长。13名新当选的参议员全是民主党人，密苏里州的哈里·S·杜鲁门也位列其中。

预选前的一次炉边谈话里，罗斯福质疑了国家复兴管理局协定物价的做法。接着，约翰逊辞职了。他把手下召集到商务部礼堂，用意大利语念着蝴蝶夫人切腹自杀前的遗言，泪流满面。他的继任者是埃夫里尔·哈里曼。“铁裤汉”离开后也没多少变化，反正《全国工业复兴法》到1935年6月就期满失效了。但在这之前，最高法院已宣布它违宪，令其颜面尽失。这个决定的唯一不利后果只是影响了新政颁布的其他法令。蓝鹰标志也撤销了，人们反倒松了口气，现在它唯一的作用只是在买新车时可以拿旧车折价。到时，《全国工业复兴法》已被1935年颁布的第二个“百日法案”（实际是177天）取代了。

选举结果说明人民鼓励政府大胆干出来后，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开始制订下一个百日计划。新法案的总目标是更加合理地利用国家资源，保障失业者和老年居民的生活，消除贫民窟并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劳工和小农场主将会变成主要受益人。1935年1月4日，罗斯福对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呈递了国情咨文，并在其中讲述了他的大致计划。接着，他和助手开始起草法案。这些助手已经不是两年前在华盛顿名噪一时的那些人了。莫利、特格韦尔、艾奇逊、里奇伯格、伯利、道格拉斯和约翰逊已经离职或准备离职。新政需要各种人才，罗斯福将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詹姆斯·M·兰蒂斯、马里纳·S·埃克尔斯、汤姆·科科伦和本·科恩等纳入麾下。科恩和科科伦同住一幢房子，就是之后为大家熟知的“r街小红楼”。他们被《财富》杂志描述成“莎士比亚喜剧里的那些小国的谋士，他们迎合公爵，油嘴滑舌，在社会动荡里慌乱不安”。

社会确实动荡不安，但这种不安主要在别处，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驻华盛顿办事处和其他保守派的阵地特别明显。大企业开始和罗斯福角力，《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就给双方提供了一次较量的机会。该法适用于公用事业公司，其中有一条缓刑5年“死刑”条款，规定任何公用事业控股公司5年内必须体现出价值，获得公众认可，否则就要解散。这项条款一出，社会各阶层都传来了反对声。持反对意见的顶层人士是温德尔·L·威尔基，一家公用事业机构的律师。针对国家的监管，他想出了让州政府管理公共事业的应对计划。低一层的是公用事业游说集团。据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驻华盛顿办事处报道，这个集团聘用的员工之多，超过了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最下层的是伪造选民来信的人。这些人攻势猛烈，几乎让这个法案被否决。他们耗费将近200万美元，发出25万封电报和500万信件，要求否决“死刑”条款。参议员杜鲁门一人就收到了3万封，但他把这些信烧掉了，继续支持罗斯福。起初，众议院否决了这个条款，但雨果·布莱克领导的众议院委员会证明了那些信件纯属伪造，“死刑”条款才得以通过。

社会保险是本届国会争论的焦点。共和党人坚称，如果政府法案通过，子女将不再赡养父母，工人会因工资税而绝望离职，总之，这项措施将抹去“生活情趣”。余生中，罗斯福每想到为争取社会保险所做的努力，自豪感便油然而生。回顾起来，社会保险法案可说是他在立法上最大的建树。这项法案的通过来之不易，反对者理由千奇百怪，有的人甚至在听证会上闹场。弗朗西斯·珀金斯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上为法案做陈述时，一个女人突然跳了出来，大声说：“法案是抄袭的，一字一句都是照搬《共产党宣言》第18页的内容。主席，我有原书可以证明。”

柯立芝和胡佛任期内，国家繁荣，共和党和大企业关系密切。1935年，春去秋来，面对共同的敌人罗斯福，这两派又走到了一起。公共事业游说集团背地里散布谣言，诬陷罗斯福精神有问题。谣言铺天盖地，到了7月，就连各地报馆都致电驻华盛顿记者，询问罗斯福是否真的精神失常。国会里一小撮共和党人你一句我一句，指责新政的法案是在“赤化美国”。在罗斯福提议增加高薪阶层收入税并计划实行遗产税时，赫斯特报系称这个提案“本质上是共产主义”，是“斯大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个合成人物的“浑蛋”措施。

参议院否决了征收遗产税的议案，并降低了高薪阶层应缴的所得税额，但在那次国会上，罗斯福实现了自己的大部分目标。第二个百日里所取得的成果包括：通过了《土地资源保护法》；成立了国家资源委员会；扩大了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了《农村电气化法》，让百万农户用上了电；通过了《格菲－施奈德煤矿法》，取代了《全国工业复兴法》在矿业上的规范；通过了《瓦格纳－康纳里法》，代替《国家复兴法》第7条第1款，并建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还成立了国家青年局，为依靠救济长大的青年提供工作，帮助贫困学生寻找兼职。林登·B·约翰逊被委任为国家青年局得克萨斯州分局局长。那时，他刚和年轻的妻子伯德小姐在华盛顿西北区卡洛拉马路1910号找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面只放了一张折叠床。不久，他就在那里遇到了小约翰·B·康纳利并以每小时17美分的工资雇用了这个佃农的儿子。（相比之下，国家青年局北卡罗来纳州分局局长对理查德·尼克松要大方得多，他的时薪是35美分。尼克松这时已离开惠蒂尔学院，到杜克大学法学院就读。）

获得中期选举的胜利后，霍普金斯笑呵呵地对手下说：“小伙子们，现在是我们的时代。想做的就要做到，不管是公共工程计划、社会保险法案，还是工资工时法案，都机不可失。动脑子，想想怎样让全国各地人民都得到保障。”虽然有人说霍普金斯拿救济金买选票（共和党人坚称霍普金斯说过：“我们要纳税、纳税，花钱、花钱，然后选举、选举。”），但他其实极力不让党派之争影响到公共事业振兴署。尽管如此，那些获得救济的人也必定感激涕零。1935年的前几个月，罗斯福联合工人、南方人、妇女、外国裔美国人、各城市民主党领袖和黑人，把民主党变成了全国的多数党。

从20世纪70年代回头看，罗斯福当时能获得那么多黑人的支持，有些难以置信。黑人不能参加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设工程；根据农业调整管理局农产品减产的政策，许多黑人失去了农场的工作；南方民主党人在南方各州实行新政计划时，黑人又受到种种新的歧视。1934年6月，联邦住房局刚成立，就在住房合同里制定了限制黑人的条款。在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火车站，“有色人种”有单独的厕所、候车室甚至行李舱。新政派对于禁止私刑的法案欠缺热情。1934年，路易斯·豪将一份这样的法案塞进文件堆里，上面批着：“为时尚早，其他防止犯罪的法案可能因此遭到反对。”

原因是跟胡佛一比，罗斯福立刻增色不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说胡佛就是“住在只有纯白种人的白宫里的男人”。（胡佛在白宫居住的4年里，从未和两名黑人门卫说过话。）共和党人一直宣称要保护黑人的经济地位，但依乔纳森·丹尼尔斯之见，“那种经济地位正是黑人渴望摆脱的”。埃莉诺·罗斯福、弗朗西斯·珀金斯和哈罗德·伊克斯为黑人运动积极奔走，卓有成效：伊克斯取消了内政部大楼自助餐厅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吸收罗伯特·韦弗到政府工作。民间资源保护队和公共事业振兴署不拒收黑人，社会保险也无黑白人种之分。霍华德大学获得300万美元政府补助，救济工程专为黑人建造了许多学校，30万成年黑人因为新政的紧急教育计划识字读书。也许，这些只不过是表面文章，但过去黑人连表面上的敷衍都得不到。

有人支持总统，当然也有人反对；有拥护他的集团，也就有拆台的集团。在第二个百日快结束时，第一个反罗斯福联盟形成了。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成员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汤森德派和威廉·达德利·佩利的反犹银衫党、赫斯特报系、乱给人扣“红帽子”的伊丽莎白·狄林的追随者、休伊·朗“分享财富”运动的参加者、朗的主要副手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以及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在1934年11月11日成立的全国争取社会正义同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为其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其支持者来自下层中产阶级，这些人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支持约瑟夫·R·麦卡锡参议员（狂热反共者，主持迫害大批无辜人士），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支持乔治·华莱士州长（歧视黑人的政客），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支持斯皮罗·阿格纽（尼克松时期的副总统，因偷税丑闻下台）。

在新政的第二个百日期间，反罗斯福集团打着当时风行的孤立主义旗帜，取得了两次胜利。罗斯福不想在外交事务中束手束脚，但是集团分子到处游说，最后还是通过了1935年的《中立法》。《中立法》规定总统不能向交战国出售军火，也不允许美国公民乘坐交战国的船只，除非后果自负。这些法令很快在埃塞俄比亚第二次抗意战争中生效。之后，罗斯福请求国会遵守世界法庭的判决，但这一请求被驳回，这是他们取得的第二次胜利。在参议院里，朗获得了海勒姆·约翰逊和博拉的支持。威尔·罗杰斯则加入到赫斯特报系和库格林神父的集团中，掀起全国规模的人民来信运动。这位广播神父扬言，国会拒绝遵守世界法庭的判决是他个人的胜利。那时，他的听众有4500万人之多，这番豪言壮语也无可辩驳。

库格林神父建造的这个帝国，从操纵媒体的角度看，纯属他的个人功绩。他利用了美国鲜为人知的民族性：美国人的天真、对简单解决方案的渴望、爱好参加团队的情结、喜欢收集华而不实的东西的本性。如果神父再晚三十几年出生，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脱口秀主持人或者麦迪逊大道上一位杰出的业务代表，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推销员。无论推销什么，他都是一个能手，可他偏偏选择了推销仇恨。

神父是个加拿大人，45岁，身材高大、处世圆滑、衣冠楚楚，戴着一副眼镜，声音清亮如风琴。1926年，底特律人第一次听到了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那时三K党一把火将神父在底特律市郊罗亚尔奥克的教堂化为废墟（后来他竟对三K党特别宽容）。当地的WJr广播电台主管大为震惊，建议神父在广播电台上接连讲道，呼吁民众慷慨解囊修建新教堂。1930年年底，库格林推出了《小花朵的金色时光》节目，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17个广播电台同时播出。另外，在星期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下午6~7点，他还在地方广播电台穿插广播。他在各地都有众多未曾谋面的听众。他们不但能通过广播听到他言语瑰丽的描述和气势如虹的长篇大论，捐出一点儿钱，还能得到一件神圣的纪念品。寄出钱后，他们会收到一个镀铬的小十字架，上面刻着“小花朵广播社团”，同时还附有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

请接受这枚十字架作为纪念。我在广播里说过，这个纪念品碰触过真的十字架……

基督的虔诚信徒

查尔斯·E·库格林

再者，如有朋友想要这个纪念品，请来函告悉。

库格林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三个月后，平均每星期会收到八万封来信，附寄的捐款超过了两万美元。广播特别受欢迎时，来信甚至超过100万封，需要150个办事员清点钞票，备好零钱。1934年，他成为全国收信最多（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的人。他的教堂也早已重建（雇用的是非工会的劳力）。教堂高7层，顶部高塔用大理石和花岗石建成，高大肃穆，整个罗亚尔奥克都能看到。到了晚上，炫目的灯光照在塔面的巨型耶稣受难浮雕像上，只看见雕像底下刻着一个词：“仁爱”。教堂四面石墙上刻着各种铭文，有的摘自《圣经》，有的选用同业福利会的口号。《时代周刊》说，“这个仁爱受难塔让底特律人想起贮藏草料的筒仓”，于是受难塔设计师被叫作“筒仓查尔斯”。库格林严厉地还击说，《时代周刊》把耶稣受难纪念塔“说成是‘草料筒仓’，这是间接侮辱了基督，无可饶恕。由此说来，从耶稣那里得到精神食粮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岂不是像牲畜一样，以草料果腹？《时代周刊》登出这样言辞粗鄙的文章实在是对神明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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