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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割离到连接（第3页）

城镇化也印证了世界正朝着供应链体系而去。哈佛大学的尼尔·布伦纳（NeilBrenner）和纽约大学的索利·安杰尔（SollyAngel）的研究表明，城市土地面积预计会在21世纪增加两倍。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城镇，目前全球每天都有15万人涌入城市，也就是说全球每个月增加的城市人口相当于整个洛杉矶，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预计到2030年至少还有20亿人会搬入城市。观察城市化所得出的结论要比观察国际移民更为震撼，这些人不用穿越国境，可迅速融入工业和服务供应链上的数十亿就业大军。

虽然世界上大部分人从未离开自己的祖国，但城市化却将这群人的连通程度大大提升，不论他们身处何方。在跨欧亚城市中生活的人的共同点可能要超过他们与本国农民的共同点。从其享受的城市基本服务看，雅加达居民可能更接近于伦敦居民，而不是马鲁古群岛上的印尼渔民。即便是那些生活在孟买或内罗毕贫民窟的人，他们的收入也远远超过本国农村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

远在天边的人的生活方式相近，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居民却恍若生活在两个世界，这也表明了供应链世界的存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斯基娅·扎森（SaskiaSassen）研究发现，全球化推动了各种网络的盛行，她将这些网络称为“闭环电路”，因为这些网络仿佛都有自己的生命。纽约和伦敦的金融投资者以及他们设在亚洲的资金池，瑞士和新加坡的大宗商品经纪人和他们在非洲和拉美控制的储备资源，美国硅谷和印度班加罗尔的程序员以及他们所服务的全球客户，德国和美国汽车制造商以及他们设在墨西哥和印尼的加工厂，这些都是由供应链构成的闭环电路。并不是国家在价值链上的地位提升了，而是这些闭环电路攀上了全球化的节点。达卡和亚的斯亚贝巴等地的服装生产基地好像慢慢跟本国其他地方脱节了，尽管这些制造基地是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些基地属于本国，也属于全球供应链。

现在的全球供应链已经是高度整合，这些供应链成了全球互联程度的测量仪。正如主震之后会有余震那样，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力五倍于其对全球GDP的冲击。首先是信用收缩造成了需求冲击，这意味着耐用消费品采购的直线下降。随后存货调整开始横向蔓延，大部分货物的贸易开始收缩，并引发德国、韩国和中国等国家工业生产下降。2014年全球石油价格下跌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当油价暴跌时，从加拿大麦克默里堡到马来西亚，石油开采投资都相应下降。目前即便是有着丰富石油储量的文莱也宣称要实行财政紧缩。供应链也是传导链：链条上每个环节都会受到影响，但痛苦会在系统中消散。

对文明而言，供应链既是福祉，也是祸害。供应链是摆脱地理限制的抓手，能创造此前无法创造的经济发展机会，并将观念、技术和业务实践带到气候恶劣、土壤贫瘠和条件艰苦的地方。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在其著作《逃离不平等》（TheGreatEscape》中敏锐地观察到，尽管地理环境和机构条件“糟糕”，但全世界还是有数十亿人通过构建互联互通参与进全球市场。有些宿命已经被打破：热带国家不一定农业生产力和劳动力效率低下，内陆国家也不一定经济发展落后。赤道附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发展势头良好的经济体，卢旺达、博茨瓦纳、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等内陆国家也表现出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一个国家无法改变其地理位置，但互联互通给了各国打破地理宿命论的工具。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数十亿底层民众而言，供应链提供了救赎的机会，现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在拼命吸引全球供应链的落地。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特区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经济特区是专门划分出来用以吸引某种产业集群的区域或城市群，现在遍布几十个国家的经济特区也是自现代国家诞生以来对国家治理方式最重大的创新。这些经济特区不仅是本地发展之锚，也是融入全球体系的节点。这是世界从政治地理转向供应链地理的又一表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城镇不是像杰斐逊城或海景城那样以人名或景观命名，而是通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来命名，例如迪拜互联网城、巴格达出口加工区、开曼创业城、广州知识城以及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等，全球这样的区域有4000多个。

如果按传统的地图，那么我过去五年去了许多根本不存在的地方。无论是工业园还是“智能城市”，这些区域的兴起和发展是如此之快，大部分都来不及在地图上标注。这些区域过去仅仅是人们上班的地方，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住在这些区域。对于数亿工人和他们的家人而言，供应链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仅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也满足了自身连接世界的梦想。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是那些人口在百万左右的城市，这些城市通常都围绕某个大型企业形成。这些是供应链世界中的新型“工厂城镇”，这些新生的城市是让世界民众参与全球经济的最大动力，其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远远超过任何援助项目。

当然也有弊端：供应链也是市场掠夺世界的途径。正是借助供应链，地球的雨林被肆意砍伐，污染气体直接排入大气。从北极的天然气到南极的石油，从玻利维亚到阿富汗的锂矿，从亚马孙到中非的原始森林，从南非到西伯利亚的金矿，在供应链世界中，每处矿藏几乎都有人开发。各国政府根本没有尽责保护自然资源，相反政府很愿意与资本联手糟蹋自然。海洋也出现了过度开发的问题，过度捕捞和海底矿藏开发让海洋不堪其扰，另外还有石油泄漏和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供应链也是毒品、军火走私和人口贩卖的渠道，目前人口贩卖的数量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世界五大黑社会组织——日本山口组、俄罗斯兄弟会、意大利克莫拉和光荣会以及墨西哥锡纳罗亚集团，都已实现国际化经营，其非法经营犀牛角、伪钞、新型毒品和色情产业的收入高达每年1万亿美元。如果没有附在供应链上的全球化的市场、基础设施和中间商，很难在全球层面开展剥削和掠夺。因此人类社会的命运也与供应链管理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

全球供应链体系现在已经替代国家成为全球化文明的基石。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无法单凭自身力量来创建这套体系，当然中美两国也都不具备将其关闭的最终权威。相反，各国之间只能在21世纪开展“供应链大战”，正如17世纪欧洲各国的三十年战争。

供应链大战的目的不在于征服，而是要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材料、高科技和新兴市场建立起物理和经济上的联系。供应链大战也不是阶段性的。它是当今世界接近永恒的存在，当前全球大国都在避免成本极高的军事冲突，因为军事冲突会干扰供应链，严重损害自身利益。在供应链大战中，基础设施、供应链以及市场就像是领土、军队和防御阵地。最强盛的国家不一定能赢，互联互通程度最高的国家才能取得胜利。

那么美国是否理解供应链大战中的新地理呢？美国地理学会前任会长杰里·多布森（JerryDobson）曾提出过尖锐批评：美国自“二战”之后就放弃了地理教学，在此之后美国没有真正打赢过任何战争。现在美国不是要掌握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领土框架，而是要掌握地缘经济学的商业视角，因为这一领域的斗争更加微妙和复杂。

给政府提的那些传统问题，例如大国之间的关系、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平衡发展、经济增长前景和社会不平等状况以及生态系统的命运等，要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观察分析世界的供应链。经过分析可发现，20世纪的地缘政治学是基于麦金德的名言：谁统治了世界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在21世纪，这句话就应该改成：谁统治了供应链，谁就统治了世界。

在供应链世界中，谁拥有（或宣称拥有）领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使用（或管理）。目前中国就在远离其国土的许多地方开采矿物，但中国对这些地方毫无领土野心。因此，中国实际上是在遵循事实地图，而不是名义地图，即可以进行利益重构，并不拘泥于全球政治版图。名义地图上的世界信奉这样的格言：我的领土就是我的。但在事实地图层面，供应链世界的规则变成了：不用则废。

流动与摩擦的平衡

17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被誉为现代国际关系学之父，他认为世界运转有着相当简单的机械式规律。所有现象都不过是运动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从此地缘政治学说就成了世界秩序不可更改的基础理论，所有人类活动的最终逻辑都归为：对领土的控制至高无上。当大国产生冲突时，一方必须屈服。

但这种地缘政治学说背后的物理理论遭到了后来发展的物理理论的挑战。大约百年之前，量子物理学说的问世从根本上动摇了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和其发现：物质不易被量化且处于永恒运动的状态；看不到的物体也可以占据空间；引力比位置更加重要；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因果关系，只有概率；意义源于相对而不是绝对。

现在则到了根据发展的物理理论对地缘政治学说进行重构的时候。要想理解现存世界，就需要同时综合考虑17世纪的主权论、18世纪的启蒙论、19世纪的帝国主义、20世纪的资本主义以及21世纪的技术发展。一个年轻化、城市化、高度移动和技术发达的世界更应该用不确定性、引力、相对性和影响力等概念来理解，而不是过去数百年间占据主导的王室、主权、领土、民族主义和军事至上的概念。

量子物理最重大的启示之一就是，变化本身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就生活在“变化之变化”这样的过程中：世界不仅仅是从超级大国主导到多元化格局的转变，还有更深层次的从国家主导体系向多角色体系的转变。中世纪的混乱世界曾取代古代世界的帝国版图，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取代了中世纪的体系，现在的世界在朝着全球化互联文明的方向演变。结构性变革每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但体系性的变化却要数百年才会发生一次。结构性的变化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复杂，而体系性的变化会使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国际关系是复杂的，但今天的全球化互联文明是丰富多元的。金融界对利益的追逐会造成市场动荡，跨国企业可能要比国家更具影响力。伊斯兰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维基泄密等事件本身都是“量子物理化”的：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并可能突发阶段性变迁。如果我们的地球在Facebook（脸谱网）上也有账户，那么其状态一定显示为“丰富多元”。

互联互通是这种丰富多元状态的主要原因。全球化似乎是现有秩序框架内的全球化，但其实全球化也在创造着新的秩序。互联互通是从体系内部产生的变化，但最终会改变系统本身。网络并不是现有连接的简单结合，相反随着节点的增加，网络本身具有不断外延的特征（梅特卡夫定律）。

现在没有超级大国可以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发布的报告《全球趋势2030》，美国现在已经不再是可预期的稳定力量，而是世界的一个变量。美国到2030年时还拥有多少力量？美国的国内形势会稳定吗？美国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主导作用吗？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属未知，因为美国也无法完全掌控其自身的命运。在丰富多元的世界中，美国也只能顺势而行。

在此还要提到另一个物理学概念：流动和摩擦。在互联的全球体系中存在许多类型的流动：资源、货物、资本、技术、人、数据和观念。当然也存在类型的摩擦：边境、冲突、制裁、距离以及监管。人类生态系统和文明通过各种流动将能量传遍全球，无论是原材料、技术、人力还是知识，而摩擦会阻碍和干扰流动，例如战争、灾难以及经济萧条等。从长期看，流动不可阻挡。供给最终会与需求对接，变化最终会战胜惰性。

这样的过程是渐变的而不是突变的。正如杜克大学数学家亚德里安·贝扬（AdrianBejan）在其著作《设计的本质》（DesigninNature）中所言，所有体系的基本属性就是要使得流动最大化，即要让系统中所有部分都能彼此连接。这个简洁的物理论点几乎可以解释一切，从树木生长到生物进化，从机场设计到全球化演进。现在全球化互联文明的发展就是流动和摩擦在不断膨胀的维度上对立统一的产物。

流动和摩擦正如阴阳两极：两者相辅相成又相互牵制。两者处于永恒的互动状态，在战略目标下归于统一。要想吸引外资来振兴其基础设施，美国就必须放松某些管制，中国的投资就因为美国方面的设限而无法进入相关领域。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想让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进一步开放自己的资本项目。这表明，摩擦越少，流动就越多。

但越来越大的流动也会放大风险：新移民可能会是恐怖分子；哈瓦拉支付系统方便了对穷人的资金汇兑，但也可能为资助有组织犯罪打开方便之门；旅客和外来牲畜可能会携带疾病；电子邮件也会传播病毒；金融投资会酿成资产泡沫。而且问题在于，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会损毁系统流动程度的临界点，正如人们无法预料下一次雷电的发生位置。

这些都是现实问题，但解决之道绝非是设置边境。如果走得太远，设置的摩擦就会走向初衷的对立面。例如，美国严格的移民准入政策就使得硅谷的许多企业无法从海外招聘到高水平的程序员。与此类似，墨西哥在2013年决定提高采矿业的企业税，这导致几家全球大型采矿企业宣布不再对墨西哥开展矿业投资，缺少了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墨西哥采矿业立刻陷入困境。

国家只有勇于开放才能避免败亡的命运，当然各国还是应该设定相应的摩擦限制来趋利避害，例如对投机性投资的资本管制、为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冲击的有限开放政策、港口的安全检查、对移民数量的限制以避免移民潮、与国际刑警组织联网的边境护照检查、对电脑软件的反病毒扫描等措施。各国政府应将边境和管控措施视为交通信号灯，需要协调运用来有效管理出入国家的人流物流情况。中国希望从缅甸获得能源供给，但显然不希望毒品流入；中国希望能买到阿富汗的铜矿和锂矿，但不希望伊斯兰极端分子进入国境；欧洲希望能将货物出口到中东和非洲，但无意让一贫如洗铤而走险的非法移民涌入。奥克兰机场入境检查时，训练有素的警犬会将所有包裹闻上四遍，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将病原体带入新西兰，危及其农业经济。新加坡对毒品的检查也尤其严格，因为新加坡是泰国和朝鲜毒贩的觊觎之地。

人类对于管控某些最危险的传播和流动已经有了不少经验。在14世纪，黑死病曾沿着丝绸之路由东向西蔓延，欧洲一半人口因此丧生，而1917～1918年间的流感瘟疫则让5000万人丧命。与此对照，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在散播到24个国家后迅速得到控制，2014年，埃博拉病毒通过航空路径迅速从西非传播到欧美，但疫情也很快得到有效遏制。医学检查、检疫以及对传染源管治等“摩擦”措施迅速使疫情得到控制。同理，我们也在世界经济的高风险领域采取宏观审慎措施，例如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分开、限制对抵押品的再证券化和相关衍生交易、要求银行在进行代客交易时投入自有资金等。尽管金融业务高度整合，但这些措施阻止了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当然这也优于允许所有金融业务，之后再进行微观监管的做法。

人类世界还将继续充满摩擦，但未来的摩擦主要是为了控制流动。人类将更多地为了连接线而不是分隔线争斗。原因在于，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境线都已确定，无论是通过和平谈判还是武装冲突，因此未来的冲突可能不会是设置更多的国境线，而是如何控制这些连接线。这就是为何如今全球各国或多或少都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这些措施包括对战略产业进行补贴、对关键行业实行准入限制以及要求金融机构将更多资金用于服务本国的实体经济。这样的产业政策代表着各国的审慎尝试，其目的是在本国需求和全球连接之间找到平衡。例如巴西现在就要求外国汽车制造商对其可再生能源研究进行投资，另外巴西也采取了资本管制措施来限制“热钱”出逃。印度尼西亚等国虽然提高了企业税费，但外资依然在涌入这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最终控制了地理资源。印度在软件服务领域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印度在软件行业有着成本和人才优势，但其对开放农产品进口就显得极为谨慎，因为这可能会冲击印度的农民。

或许全球化的完全自由市场永远都只能是梦想，但毫无疑问，全球化经济会日益增长，这也成为各国竞争的战略舞台。实际上，各国都在开放自己的经济，但具体开放形式各不相同。似乎各国有这样的共识，出于理性甚至私心的设限是必要的，这有助于维持本国优势或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就业，尽管这些产业在国际上并不一定最具成本效率优势。

当然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常常批评这些限制措施，说它们是“贸易保护主义”，但对于各国来说，必须要采取措施提升活力才有可能从参与世界中获益。例如巴西的许多电子企业都搬迁到了亚马孙雨林深处的玛瑙斯自由贸易区，为什么呢？因为这有助于带动本地就业，如果没有这些电子企业，当地人可能会加入砍伐森林的队伍。这样做，巴西不仅实现了产业提升，而且也遏制了森林采伐。非洲各国也在采取措施保护国内脆弱的产业，常常限制外商独资企业对资源的占有，避免本国资源成为外国资本的囊中之物，这些都是明智的主动设置“摩擦”的举措，不应被视为反对全球化。正如俗话说的：凡事都有个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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