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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天下一家清朝统一政权模式（第5页）

经过数年的拉锯战，清朝和沙俄坐下来谈判，终于在1689年达成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从黑龙江的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一线以南的土地都属于中国，包括库页岛在内，这条界线以北属于沙俄；沙俄拆毁雅克萨要塞，全部撤回本国境内；两国开展边境贸易……

《尼布楚条约》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根据近代国际法的思想和原则签订的，谈判双方是平等的两国关系，而且第一次在“中国”的北部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国境线！

目前发现，“中国”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出现的一句“宅兹中国”。不过，西周铭文所说的“中国”，不过是当时的洛邑（今河南洛阳）附近的一小块区域。此后2000多年的历史中，虽然“中国”这个词汇经常出现，但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概念，而不是代表了一个主权国家。

直到《尼布楚条约》签订，“中国”才在真正意义上代表了一个主权国家，虽然当时整个国家的国号是“大清”，但条约明确以“中国”这一词汇代指国家。清朝认定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同时也给予对方（俄国）主权国家的礼遇，这种国与国之间签订条约的方式，对于中华文明来说算是一个新鲜事物了。此前汉朝与匈奴也好、突厥与隋唐也好、契丹与宋朝也罢，虽然有和谈与条约，但都不算是对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形式。

条约落笔，“天下”变革。此前明朝的朝贡体系是不允许其他政权与自己平起平坐的，甚至在更久远的时代，华夏文明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自己的君主是天下人的君主，不能有人与之平级，自己的政权也是天下之中央，不能有其他政权与之匹敌。

清朝并不这么认为，至少康熙时代的清朝并不这么认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固然是双方实力的展现，但也和中华文明正在受到强烈的外来冲击有关。

就拿清朝参与谈判的人员来说，就包含了基督教的耶稣会士，其中一位是来自法国的让·弗朗索瓦·热比雍，中文名字叫张诚，另一位是来自葡萄牙的托马斯·佩雷拉，中文名字叫徐日升。两人都掌握了当时的国际法知识，并以他们的法律知识影响了康熙皇帝，进而影响了清朝在谈判中的表现。当时的谈判中，清朝和俄国都按对等的方式进行，条约的订立包括条约的写制、签署、盖印和互换，都遵守了当时的国际惯例。以至一些细节，诸如条约的正式文本使用拉丁文，用拉丁语作外交语言，对双方正式代表以阁下称呼，都合乎规矩。

对于清朝来说，它肯定会吸收明朝留下的朝贡体系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实力不强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时。但清朝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与明朝是不同的，因此必然会出现一些朝贡体系之外的做法，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清朝的早期，曾经风行亚洲东部的朝贡体系就已经开始向近代的条约体系转变了。

《尼布楚条约》不仅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是一次突破，而且对条约的另一方——沙俄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签订了有效力的条约，沙俄对于北亚大片土地拥有了主权，包括当地民众也成为沙俄的民众。更直接的利益是贸易方面的约定，两国不仅决定通商，而且准备选择合适的地点作为贸易市场。于是条约签订后，清朝先是允许沙俄派遣商队定期来中国做贸易，后来更是选定了边境上的恰克图（位于今俄罗斯与蒙古国交界）作为互市地点。恰克图市场在1728年首次开市，从此开启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中俄恰克图贸易。中国出口的最重要商品就是茶叶，俄国也通过这条重要的“万里茶道”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茶叶物资，整个俄国变得饮茶成风。俄国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毛皮和其他皮革类制品，当时沙俄也的确没有其他能够用来交换茶叶的合适商品了。

当全球日益变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一个重要事件往往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正是这样的重要事件，它绝不仅仅影响了沙俄和清朝，还直接影响了清朝当时的劲敌——准噶尔部。

1690年夏，大清的康熙皇帝与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大汗各率大军，“会猎”于茂盛的乌兰布统草原上（今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境内），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草原大战。

双方都有着极深的草原族群的背景，康熙的奶奶孝庄文皇后就是蒙古科尔沁部人氏，也就是野史中津津乐道的皇太极的妃子大玉儿，相传其与实力人物、小叔子多尔衮有着说不清的纠葛。而噶尔丹则是蒙古系准噶尔部的首领。

这里要介绍一下准噶尔部的源流。前文谈到自从也先称汗然后败亡后，瓦剌部盛极而衰，暂时退出了争雄草原的队列。经过100多年的蛰伏之后，瓦剌部众再度兴盛，并分为4个主要的部族：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四部同气连枝，往往结成联盟对外作战。其中准噶尔部渐渐成为四部中的最强大势力，等到噶尔丹成为准噶尔部的首领后，他击败竞争对手把四部联盟统一在自己的准噶尔旗帜下，并接受了当时的达赖喇嘛授予的“博硕克图汗”的称号，成为大汗。

称雄西域的噶尔丹梦想统一蒙古各部，再现过去蒙古帝国的辉煌，而他在统一整个草原的道路上的绊脚石，既有蒙古系的雄踞漠北的喀尔喀部，又有已经吞并东部蒙古地区和华夏的强大的清朝。喀尔喀部在噶尔丹的攻击下土崩瓦解后，准噶尔与清朝、噶尔丹与康熙在草原上正面交锋了。

与过去草原上大会战时骑兵军团之间的马弓激战不同的是，乌兰布统之战是一次掺杂了大量热兵器的战役。根据当时传教士的记载，两军以大炮、火枪互轰，激战了一整天，最后以双方将士肉搏一决雌雄，可见战况之激烈。最终噶尔丹败逃，准噶尔部的势力逐渐衰落，整个蒙古高原乃至西域地区最后成为清朝的势力范围，从此，再也没有任何蒙古部落能够挑战清朝在草的世界的统治权。

噶尔丹与康熙为了争夺草原乃至天下的战争，令人不免回忆起400年前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的大汗争夺战。噶尔丹与阿里不哥的政权，代表了具有浓重草原传统的单一草原模式的一方，而康熙与忽必烈的政权，则代表了兼具草原与华夏的混合模式的一方。战争的结果也如出一辙，拥有更多人口、更大经济力量且具有草原军事力量的混合模式战胜了单一草原模式。

400年过去了，两场战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忽必烈虽然击败了阿里不哥，但草原雄风仍在，元朝时蒙古草原上的各部仍然积极参与大汗皇帝的争夺战，它们的向背直接可以影响元大都里谁会坐上至尊宝座。比如接替元世祖忽必烈做大汗的元成宗铁穆耳于1307年驾崩后，元大都内元成宗的皇后支持阿难答继承大汗之位，而在草原上拥有重兵的海山挥师南下，以武力压制了包括阿难答在内的所有挑战者，登上了元朝的宝座。

而明朝从始至终都受到草原上的蒙古各部的威胁，先是元朝残部，然后是瓦剌，再然后是土默特部、察哈尔部……直到清朝控制草原之前，草原铁骑仍是难以抵御的天纵雄兵，草原政权仍能给周边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后金政权为了获得蒙古铁骑的军事力量也要与蒙古各部广泛联姻。

然而在噶尔丹败亡之后，清朝对准噶尔部的最后一战爆发于1757年，两年后，清军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草的世界只剩下英雄末路的凄凉挽歌，自匈奴以来2000年的草原帝国时代落下了帷幕。

影响中华文明2000年的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战与和结束了，代表中华文明的清朝与北方的沙俄之间以清晰的国界线，把草的世界做了“遗产分割”。

北方的沙俄正是左右了准噶尔部命运的推手之一。我们前面谈到，清朝与沙俄在雅克萨曾正面交锋。其实从地理位置来说，准噶尔部在清朝的西方，与一路东进的沙俄更早接触。沙俄在准噶尔部北方修建的要塞，从时间上来讲比尼布楚、雅克萨等要塞要更早。活动在北亚、中亚的一些小部落曾经是准噶尔部的附属，向准噶尔部上缴实物税。但是沙俄渗透过来后，与准噶尔部争夺对这些小部落的税收权。

一方面当时噶尔丹还忙于摆平内部纷争，另一方面也是见识到拥有热兵器的沙俄的强大实力，所以噶尔丹并未与沙俄有较大的冲突。而对于当时的沙俄来说，其所期盼的东方物产，尤其是华夏物产，比如茶叶，还需要经准噶尔部的地界输送过来，因此也不想与准噶尔部彻底闹翻，双方更多的是通过协商解决争端。

事态的转折发生在《尼布楚条约》出台前后。面对沙俄在自己“后院”的步步紧逼，清朝的康熙皇帝并非不想把沙俄势力赶得远远的。但是一方面，清军未必真正有能力攻克雅克萨，更不用说拔掉尼布楚要塞；另一方面，康熙清楚地知道自己当时最大的敌人不是远道而来的沙俄，而是草原西部的准噶尔部。

权衡利弊之后，清朝明智地与沙俄达成了《尼布楚条约》，解决后患的同时，还给了沙俄做贸易的机会，而贸易正是沙俄所需的。毫无疑问，在从清朝经过恰克图到沙俄的万里茶道开辟出来后，原本经过准噶尔部的贸易线路的价值就大大下降了。更为关键的是，茶叶的产地在清朝的版图内，而不在准噶尔部境内。沙俄与清朝做生意而不与准噶尔部做生意，这等于是买货直接找到了生产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沙俄方面很高兴，这个条约使自己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即“与中国人进行正式的和永久的贸易”。在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西欧各国通过海洋贸易发了大财的情况下，沙俄因为地理位置太靠北而无法进行大规模海洋贸易，因此能够在陆地上打通与中国的贸易线路，显得十分宝贵。

《尼布楚条约》给准噶尔部的外交以重重一击。条约签署后，噶尔丹的使者就被禁止前往沙俄首都莫斯科，只被准许他们进入北亚的伊尔库茨克进行交涉。噶尔丹向沙俄建议共同进攻蒙古其他部落的建议也被沙俄全部拒绝。面对来自清朝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噶尔丹急了，他派出的使者甚至向沙俄提出割地结盟的条件：“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建寨的地区原本是蒙古的，不是博格德汗（即康熙皇帝）的，统辖蒙古人和这个地区的是他——博硕克图汗（即噶尔丹本人），倘若沙皇陛下有意在这里重建城堡，博硕克图汗愿将这片土地让给陛下。”

即使是这样的优厚条件，也没能打动沙皇。毕竟沙俄修建雅克萨的目的是获取物产和贸易利益，现在条约达成，目的基本达到，为了雅克萨与清朝再闹翻，断绝了茶叶贸易，就得不偿失了。

沙俄作壁上观，噶尔丹就不得不与康熙一对一单挑了。1696年4月，康熙从战俘口中得到消息：卷土重来的噶尔丹军队由2万本部士兵和沙俄的6万士兵组成，双方已经达成协定，沙俄将派1000名火枪手以及一些大炮助阵噶尔丹。这个消息让清朝许多大臣非常恐慌，劝康熙不要进兵。但康熙识破了这个假消息，继续进兵，并在昭莫多（今蒙古国肯特山南）之战中彻底击溃了噶尔丹主力。

广阔的草原归属了清朝，清朝要面临过去王朝的相同课题：如何治理桀骜不驯的草原？

清朝给出的答案与过去的王朝完全不同。

早在皇太极时代，清朝就设置了理藩院这样的机构，负责管理蒙古各部。清朝理藩院所管理的“藩”与明朝朝贡体系中定义的外藩是不同的。在明朝的概念中，外藩并不属于中国，而是中国之外的政权。但是在清朝的概念中，理藩院管理的“藩”属于自己政权体系的一部分，它们和诸如朝鲜那样的属国是不同的。随着清朝疆域的扩大，理藩院处理的藩部也包含了蒙古、西藏、青海、回部（清朝对新疆天山南路的通称），而那些属国的事务则由另外的部门，比如礼部来处理。这说明，清朝认为这些藩部是自己的内部，而那些属国是自己的外部。清朝的这种思维和过去各个王朝用羁縻、封赏、和亲的间接方式控制草原势力的做法，有着根本的区别。

具体到管理上，清朝在蒙古、西藏、回部各藩部设置将军、大臣管理制度。比如：清朝在漠北蒙古设立了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军事事务，设立了库伦办事大臣管理行政事务；在漠西蒙古也就是准噶尔故地，设立了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这些官员都直属于清朝中央政府，对藩部事务拥有绝对的军政管理权限，广大的藩部成为中央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过去那种相对松散独立的、名义上归附实则独立的草原部落。

所以有学者说，直到清朝，这些藩部才真正实现了“内化”或者“中国化”。这种说法是从华夏王朝的角度考虑的，以华夏为“内”和“中国”。如果从文明融合的角度来说，清朝实现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全国一盘棋”，第一次对草原实现了中央政权的直接管理。

客观地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智商都够用，他们都梦想着能够对草原进行直接管理，实现草与禾的“天下一家”。可是为什么只是到了清朝，才实现了这一文明融合的伟大目标？

草原帝国时代的结束，只是因为噶尔丹败给了康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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