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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第3页）

这样的扩散现象揭示出当时的二里头政权的一种策略、一种观念。二里头文化应该不可能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去远距离征服从燕山南北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就像我们不认为有外来文明依靠武力制造了“月明星稀”的文化景象一样。但二里头政权显然并不满足于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的统治区域，而是想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拥有影响力。

如何才能把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到广阔区域？那就是——文化输出。

二里头政权的确利用自己的文化输出，用原始的礼器和礼制，在文化层面上，在广大地区实现了初步的文化融合。正是看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广大地区在文化上的融合现象，有些考古学家指出，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看作“最早的中国”。此中国并非是疆土的统一体，而是在文化上的趋向统一。

换句话说，在以中原为核心向外辐射的广大区域中，文明的融合首先是从文化上开启的，而不是武力先行。

二里头文化是一种以农耕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农耕生产方式是古代先民一种极为重要的谋生手段，本书将把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地区称作“禾的世界”。在秦汉时代形成了长城以南的广大政权后，我们可以整体上将这片区域称为“华夏”，从整体上看，华夏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地域，属于禾的世界。

距今3500多年前，北至燕山山脉，南达长江流域，西到今甘肃、青海，东临大海，以中原为核心的“禾的世界”在文化层面上的融合已悄然开启。中华文明融合的重要剧目开演了。

历史贴士·商朝人没听说过夏朝

对夏朝，中国人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根据历史传说，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大禹的儿子启建立的世袭制国家。根据史书推断，如果夏朝真的存在，它的时限在公元前21—前16世纪，可能是多个部落联盟组成的较为松散的国家。

但对考古学家来说，一提起夏朝，却令人伤心。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被尊为上古第一朝代的夏朝，竟然找不到支持其存在的现实证据。

首先是没有找到夏朝人的文字记录。其次是有关夏朝的各种文献资料的形成年代，基本都比传说中的夏朝晚了好几百年，特别是系统记载夏朝历史的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写作时间更是比传说中的夏朝灭亡的时间都晚了约1500年。

按照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则，当时的人叙述当时的事，称为第一手史料，价值是最高的。如果后期的记载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相距过于久远，记载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

更让人生疑的是，史书上都记载商朝推翻了夏朝，取而代之。那么，商朝人留下了大量的甲骨文记录，这些甲骨文充分证明了商朝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关于改朝换代、光宗耀祖的“推翻夏朝”的重大事件，甲骨文里竟然没有一处提及。更诡异的是，商朝人的甲骨文里连“夏”这个国名或者族群的名字都没有。

虽然商朝人在甲骨文里根本没写夏朝如何如何，但是对商朝建立前的那段岁月还是有记述的，而且特别赞颂了他们的先祖多么多么伟大。这其中就记载有一个叫王亥的商族人首领，甲骨文里尊称他为“高祖”。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也提到了商族人的先祖王亥这个人。

更有趣的是，在一本叫作《竹书纪年》的古书中也记录了王亥，而且讲述了一个故事：王亥赶着牲口去做生意，结果被人杀死，他的儿子甲微，也是商族人的先祖之一，向河伯借兵，为自己的父亲报仇雪恨。

《竹书纪年》发现于战国时期魏国君主的墓地，所以躲过了秦始皇征服六国后焚书坑儒的浩劫。这本书的一些记载与《史记》等著作有出入，但是甲骨文发现后，学者们发现《竹书纪年》对商朝国君的次序、名字的记录比《史记》更符合甲骨文记录，因此这本古书的史料价值很高。

如此看来，在汤建立商朝之前，商族人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文明，而且后人还把一些事迹记录了下来。商朝之前，应该还有许多部落和商族人一起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当时的文明程度是很高的，出现一些强大的“方国”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其中是否有一个非常强大，统治了很大范围的夏方国存在呢？

从商朝甲骨文的记载看，商朝人并没有用“夏”来指代当时任何一个方国，当时的人也没有所谓的朝代的概念，在他们的观念里，天下是由许多类似于本国的方国组成的，只是有的强大一点，有的弱一点。商朝人似乎完全不知道有个夏朝存在，但这不代表夏朝就一定不存在。

为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国家于1996年5月16日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2000年11月9日，项目组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认为夏商周始年是公元前2070年。但是关于这一说法，国内外学界存在不少争议。

夏朝真的存在吗？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我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答案。

商周天下：中国与四方

商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的朝代，在夏朝并无确切考古和文字证据的情况下，目前许多国内外学者把商朝看作中国最早的朝代，并认为中华文明从商朝开始，逐渐进入了统一国家的门槛。从时间上看，二里头文化的后期可能已经进入了商朝的时代，两者有所承接。

由于时间过于久远，考古证据不足，围绕商朝这一古代文明，存在许多未解之谜，其中一个有趣的谜团就是：商朝的地盘有多大？

湖北黄陂盘龙城紧邻长江，1974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商朝遗址。这是一座典型的商朝城市，里面有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等，发掘出来的各种铜器、陶器的风格，与考古学家在郑州附近的商朝都城遗址里的所见相同。

从湖北黄陂到商朝的核心地带即今河南黄河流域，可谓相距千里，如果这里的商朝遗址也在商朝的版图内，那么商朝的疆域之广真是太惊人了，光是从都城向南就扩展了至少千里，更不用说还有北面、西面和东面的疆土了。从这座长江边的商朝城市判断，商朝的疆域似乎很广大。

然而根据周朝初年的文献记载，周武王伐纣灭亡了商朝之后，在原来商朝的王畿区设立“三监”管理，即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在商朝都城，并将商的王畿区划分为卫、鄘、邶3个封区，分别由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统治，总称三监，以监视武庚的一举一动。这三监的具体地域范围，大概在今河北中南部、今河南大部，以及今山东局部地区。这个范围就是商朝晚期商王直辖的控制区域了，也就是方圆一二百公里的一片面积不大的区域。由此看来，商朝的疆域似乎又很小。

那么，商朝的地盘到底有多大呢？

有考古学家指出，商朝的王畿区和整个疆域并不是一个概念。根据商朝甲骨文记载，商朝把国土分为“内服”和“外服”，内服就是王畿区，即商王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而外服则是周边臣服于商朝的一些方国。有些学者认为，如果把这些方国也算入商朝的疆域里，那么商朝疆域的确十分广大。

不过从甲骨文记载分析，我们真不能高估了商朝外服的地盘，因为商朝周边那些方国，基本上都没拿商朝当“天朝上国”，它们屡屡与商朝兵戎相见。

就拿商王武丁来说，他在位59年，以武功最为显著，按说那时候商朝不弱了。可是就在武丁的时期，商朝的西北，即今山西一带，居住着几个强大的部落，比如工方、土方和鬼方这几个方国，它们与商朝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

在一片甲骨上，记载了这样的事情（大意如此）：有一天，坏消息从西方传来，工方侵入我方领土，掠走75人。另一天，占卜师问，未来10天还平安吗？商王看了卜骨上的裂纹后说，有麻烦，可能会有不幸的事发生。过了几天，果然有坏消息了，土方又攻入我方西部领土，占了我方两个邑。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武丁时期，而且在不到一个月内边境频频告急。

为了平定西北方向的威胁，武丁动员了5000名将士，首先选择对土方用兵，还与自己的妻子妇好一起出征，终于擒获土方首领，并使其余部远遁。平定土方的威胁后，武丁转而进攻势力更大的工方。这个部落似乎是游牧民族，向来出没无常，很难寻觅。为了达到打击工方的目的，武丁几乎每次战役都亲自出征。甲骨文中记载，武丁曾多次向祖先占卜询问，究竟应该征集5000人还是3000人进行讨伐。

商朝最大的一次征兵数额记载，是商王带兵万人，加上妇好的3000名将士一起出战。这样的军队规模，已经占了当时商朝总人口的110，几乎可以算是举国作战了。

商朝其他方向上也都是不好惹的主儿。为了稳定国家，武丁曾经大举讨伐南方的荆楚和更靠西北方向的鬼方；妇好带领军队参加过对羌方、土方、巴方和夷的一系列战争。商朝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宗族武装，兵员来自各宗族，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争的时候跟随本族首领，在商王的带领下出征。

总的看来，四周这些方国都和商朝是敌对关系，肯定不属于商朝疆域。商朝就算有某些方国“小跟班”，其实力和疆域应该也十分有限。

商朝地处中原地区，从好的方面说是身处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但是从坏的方面说，四面受敌，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地，国际生存环境太恶劣。商朝的灭亡也归咎于这种糟糕的国际环境。

商朝晚期，威胁主要来自西方和东方。在西方，周人的势力崛起，拉拢各个方国准备向商朝的地盘发展；在东方，夷人势力大增，频频入侵。夷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方国，而是分成了许多国家，包括夷方、林方、盂方等，分布在今山东、今安徽等地。早在商朝中期，几任商王就曾经兴兵伐夷。

而到了商朝晚期，商纣王的父亲帝乙在位时，夷人的威胁让帝乙不得不亲自东征。这次出征在甲骨文中有大量记载，商王带领大军，联合了诸侯攸侯喜的军队，用了130多天对夷方和林方作战，然后又花费了同样的时间返回都城。但是显然这次大规模会战并没有解决夷人对商朝的威胁。直到商朝末年，商纣王仍然不得不继续派出重兵，向东南方向的夷人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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