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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无人地带寻找无人机（第5页）

2018年，中国进行了一场关于技术发展路径的大讨论。事情的起因是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一家国有企业中兴通讯实施制裁，禁止美国公司在7年内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事态最紧张的时候，中兴通讯卫生间用的美标小便池都无法更换。中兴通讯是中国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之一，在全球的排名也在前10，这么大一家企业，居然在美国的威胁下毫无还手之力。这突然提醒了中国人，原来中国在核心技术（如芯片）方面还非常落后。中国制造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这该如何是好？

我们不妨把时钟拨回20世纪初。20世纪初，汽车行业登上了历史舞台。汽车最早是由欧洲人（主要是德国人）发明的，但汽车是在美国兴起的。美国最重要的汽车制造企业是福特。假如你是亨利·福特，你应该如何选择技术发展路径？

一种策略是争取自力更生，把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么，什么是核心技术呢？如果说发动机是核心技术，那么炼钢算不算核心技术呢？勘查铁矿又算不算核心技术呢？如果你想把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最后的结果就是垂直一体化或者纵向一体化，也就是说，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从研发到市场营销，全都要自己做。底特律美术馆中庭展示的墨西哥著名艺术家迭戈·里维拉的巨幅壁画《底特律的工业》，描述的就是福特汽车公司当年从矿山开采到汽车出厂的过程。

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互联网，没有全球分工，采用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或许自有其道理，但是我们不能误读历史的经验。事实上，促使福特汽车真正崛起、促使美国成为“车轮上国家”的革命性创新并不是发动机这样的核心技术，而是流水线这样的应用技术。

汽车的引爆点就是流水线。工业流水线大约诞生于1913年，很快就风靡全球，成为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代名词。工业流水线最早出现于美国的汽车行业，是因为汽车生产需要大量的零部件。亨利·福特生产的第一批T型车就有大约1000个零部件。随着大量的订单如雪片般飞来，福特汽车急需找到一种更有效的生产方式。一开始是人跟着车走，技术娴熟的装配工人把工具和零部件放在固定的位置，按照生产流程，到了固定的工序就把放在那个位置上的零部件迅速装配起来。后来，工人们发现，与其让人跟着汽车零部件走，不如把人固定下来，让汽车零部件移动。于是，工人们把汽车底盘放在一个装有万向轮的木质平台上，然后在不同的工作区内滚动。这种做法效果很好，很快就被管理者发现了。于是，福特汽车的管理者把流水线上的所有工序细分为时间均等的若干工作，他们还给每个机械检修工装备了自行车。

如果我们再往深层次看，就会发现，流水线之所以在美国兴起，是因为美国特有的市场性格和流水线这一技术的性格恰好匹配。换一个角度来说，在当时，流水线只会出现在美国，不会出现在比美国技术水平更为先进的欧洲。

为什么美国能够出现流水线呢？这与美国的市场性格有关。美国人爱吃快餐，不太追求美食。整个美国只有一两种口味的啤酒，只有几家连锁超市。美国人宁肯牺牲对品质的要求也要追求速度。美国在空间上呈现出标准化布局。美国很早就习惯了把辽阔的土地划分成网格，然后用公路、铁路和运河把各个网格连接起来。美国迅速拥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国内市场，而且国内的人口流动非常方便，汽车在美国是必需品。贫困的农民哪怕没有钱买新衣服也要先买一辆车。正是由于美国人更强调效率，有大面积的国土，已经习惯了标准化产品，甚至习惯了标准化的生活方式，所以美国人对廉价汽车有大量需求。大量的订单推动福特汽车大规模采用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

欧洲为什么做不到这些呢？欧洲的地形复杂，有山有水，没有大块的平原，相对于美国的汽车市场来说，欧洲的消费者面临的是更狭窄崎岖的道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更短，公共交通系统更发达，所以，并不是每个欧洲家庭都想买车。欧洲国家的社会等级更为分明，买车的都是富裕阶层，所以他们没有兴趣买便宜的车，这就决定了欧洲的汽车企业订单较少。相比美国的规模化和标准化，欧洲更强调个性化和精细化，所以，像流水线这样的生产方式是只能在美国兴起，不可能出现在欧洲的。

总结一下：促使美国成为工业大国的革命性技术创新并不是发动机这样的核心技术，而是流水线这一应用技术；美国之所以出现流水线，是因为这种技术的性格恰好与美国的市场性格匹配。

那么，我们能够从工业革命时期的这段历史得到什么启示呢？我们会发现：能够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并不是核心技术，而是应用技术；中国在选择应用技术的时候，应该寻找与自己的市场性格最为匹配的技术。

在新疆调研的一天晚上，我和极飞的朋友一起去吃烤串、喝乌苏啤酒。我无意中提起“三个代表”，贾斯廷聚精会神地听着，突然掏出一个小本子记下来。就在酒酣耳热之间，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的成功经验是找到了流水线；在信息化时代，中国经济要想最终胜出，要靠“群众路线”。

如果说流水线是用效率更高的方式把福特汽车的零部件组装起来，那么“群众路线”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更多的合作伙伴用效率更高的方式组织起来。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当我们发扬了“群众路线”精神的时候，总是战无不胜的；凡是当我们忘记了“群众路线”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各种挫折。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将遵循同样的历史规律。

传统的商业理论认为，一家企业必须关注自己的护城河，只有河深墙高，才能抵御外敌入侵。这样的思路已经完全过时。假如你的敌人并非来自地面，而是来自天上，比如，来自无人机作战编队，你又该如何防守呢？

最好的防守不是防守，也不是进攻，而是改变作战规则。假如你不再把所有的士兵都聚集在城墙的后面，而是将他们化整为零，伪装成平民，深入敌后，发动群众，那又会怎么样呢？

为什么“群众路线”才是最适合中国的技术演进路径呢？我们还要先回顾一下中国技术创新的历程。

曾鸣教授在《龙行天下》一书中写道：“在中国这样的市场上，消费者最关注的就是价格，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并非是竞争胜出的最重要因素。这是跨国公司完全不熟悉的市场，它们无法习惯在这样的氛围内生存，中国企业却如鱼得水……残酷的价格战迫使中国企业把有限的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把成本做到了别人想象不到的程度。”

曾鸣和威廉姆斯把中国企业的创新称为“穷人的创新”。

他们总结出三种“穷人的创新”。

一是整合创新，即通过整合现有的技术，在设计上更贴近用户需求，先从一点实现突破，再用模块化的方式做大规模定制，把原本细分的市场连接起来，一网打尽。比如海尔进军美国市场的时候，先从别人都不做的酒柜入手，把一个原本是高端用户才问津的小小的细分市场拓展成了大众都可以尝试的大市场。

二是流程创新，即通过把廉价劳动力和流水线整合起来，用灵活、低成本的“半自动化”战胜全自动化。比如，同样是生产锂电池，日本企业的一条生产线雇用200名工人，花费1亿美元投资，比亚迪则雇用了2000名工人，只花费5000万元进行设备投资。

三是颠覆性创新，即所谓的“蛙跳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当2G（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升级为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时候，西门子、爱立信等跨国公司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已有的产品，而华为在2G市场上本来就没有市场份额，所以才能轻装上阵，在全球第一个实现了软交换的3G项目。

那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做“穷人的创新”吗？我想是会的。创新也有惯性，我们的企业很可能会把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做到极致，但是也要看到，单靠降低成本的“穷人的创新”引领中国的未来发展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未来中国的创新会出现在哪里呢？

中国至少有两个独特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可以称为“工程师红利”。是的，中国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很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纷纷搬到越南、孟加拉国等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去了，但我们还有大量廉价、优质的工程师。1997—1998年，中国遭遇了东亚金融危机，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中国开始了大学扩招。尽管这场大学扩招被一部分学者认为稍显混乱，萝卜快了不洗泥，大学教育的质量并没有跟上，但好处在于，从数量上看，中国培养了大批理工科人才，而且是被严重低估的理工科人才。

20世纪80年代一度有“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的言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倒挂。20年后，博士的工资又比不上保姆的工资了。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在中国的技能和教育的竞赛中，教育难能可贵地跑赢了技能，这是中国独有的“工程师红利”。

第二个优势是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红利”。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最终只能落地到中国，因为只有中国才有足够大的市场，只有中国才能够让这些新技术商业化。高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64年开通的日本新干线系统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旅客运输的高铁系统，法国与德国等国家也早就研发了自己国家的高铁技术，但由于最大的市场在中国，高铁技术只能来到中国。最后，中国的高铁技术也就能很快实现赶超。现在，我们不仅自己修了最多的高铁，而且还想到发达国家帮人家修高铁。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按照相同的逻辑，你可以猜一猜有哪些技术最后一定会到中国来。我们闭上眼睛都能猜到，未来治理空气雾霾的最先进技术一定在中国，老年产品的生产也一定会聚集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以如此快的速度进入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老龄化社会，如果没有技术创新，我们这一代人的养老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个人的猜想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可能是第一批养老机器人的试用者。

很多中国企业已经找到了利用“工程师红利”和“市场红利”的最佳技术创新路径。利用“工程师红利”的最佳方式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研究与开发”。由于中国的研发人员更多，所以中国的技术研发能更快地“试错”，更快地“迭代”，更快地进化。很多技术创新并不是靠天才人物灵光一现想出来的，而是无数技术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逐渐摸索出来的。利用“市场红利”的最佳方式是“市场引致型的研究与开发”。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考虑到中国的社会需求更为强大，而大学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可以把恩格斯的这句话再改一下：中国的社会需要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要超过100所大学。

“群众路线”是一种整合了“工程师红利”和“市场红利”，专注于应用技术的快速应用，再从应用技术反作用于核心技术，用强大的市场力量诱使核心技术与自己一起演进的战略。这种战略更强调应用技术，而非核心技术，因此，人们可能会质疑：这样的战略能成功吗？

我们可以把技术的演进想象成盖楼。基础技术就是打在地下的桩子，应用技术就是地面上一层层盖起来的楼房。与盖楼不一样的是，在技术的演进过程中，应用技术会影响到核心技术的变化。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应用技术也会发生变化。应用技术变化了，核心技术也要随之更新。我们盖起来的是一座具有魔幻色彩的大楼：它会不断变动、反复调整、逆向生长、四处扩张。这座大楼的结构一定与我们熟知的火柴盒式的楼房不一样，等它盖好了，我们会大吃一惊。

2004年秋，中央电视台的新楼在北京东三环开工。等到这栋楼盖完了，人们才发现，这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建筑结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的两座塔楼双向内倾斜6°，在163米以上的高度由L形悬臂连接起来。这个巨型的悬臂看起来像一座桥，只是世界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桥：这座桥的上面有整整11层楼，还有75米的悬臂，没有任何支撑。

就像埃菲尔铁塔刚刚出现在巴黎一样，很多人对横空出世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很不喜欢。它太招摇、太新奇了。在人们慢慢习惯了之后，才会发现，这恰恰是只能在当时的中国才会出现的创新。

新技术革命的地基已经打好，地面的楼层刚刚冒芽。新技术革命的大楼到底长什么样子，无人知晓。等它盖好了，我们可能会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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