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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亲友篇 改变的私生活（第2页）

这一群体的另一个有趣之处是他们对未来伴侣关系安排的意图。大约13的女性希望找到一个伴侣，并成为那种传统的各司其职的角色，她们都是孩子的主要角色；大约13的女性想要双重职业；大约13的女性想要一个没有孩子的伴侣关系。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对于他的许多学生来说，“他们不再是对母亲的渴望，也不再是盲目地进入一个预先确定的未来；他们也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问题”。

这些影响对男性和女性都是深远的，而且指向了持续变化中的性别角色。弗里德曼认为，性别角色的转变源自双方。他指出，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有一个职业母亲作为女性榜样，并认为父亲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因此，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一个双收入家庭，并且愿意走出传统的养家糊口的角色，期望花更多时间与他们的孩子在一起，并且比他们自己的父亲更多地投入其中。如果婚姻要适应百年生活的挑战，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必需的。

尽管人们可以生育的年龄在所有可能性中都是不灵活的，但在多阶段的生活和不断发展的社会机构中，可能会产生比目前更广泛的选择。有这样一种可能，很多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建立一个小的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经济决策：背负学生债务，需要更多的储蓄，许多人可能会对承担更多的孩子的经济负担持谨慎态度。一些女性会尝试推迟做母亲，这样她们就可以在决定抚养家庭之前先探索和发现各种可能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研究表明，推迟做母亲的女性会增加她们的终生收入，而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是最高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和更大的可变性。一个拥有祖父母支持且能独立养活自己的女性可能会选择做一个单身母亲，或者通过和伴侣的合作让她专注自己的事业，而她的伴侣专注抚养孩子；或者她抚养孩子，她的伴侣专注追求自己的事业，然后当孩子们离家之后，在伴侣的经济支持下，开始新的职业生涯。父亲们的选择也会更广泛，他们可以决定全职工作，做全职爸爸或者在一段时间内协商不同的角色。

工作和家庭

工作是家庭与个人生活之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女性工作的范围。20世纪，女性在工作场所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对此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总结。她表明，男人和女人在以下方面的差异正在逐渐变小：对工作的投入度和时间，不管是在家里或者在工作场所，工作性质和部门工作的类型，以及工资上的差异。

◎女性和工作

然而，尽管差异已经缩小，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和阻碍女性发展的障碍。这一背景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些差异仍然存在，那么在百岁人生中，女性面临的选择与男性面临的选择将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男性和女性可能的生活将不同。因此，我们必须为两性阐明不同的情况。当然，如果未来几十年这些差异有可能缩小，那么男性和女性的处境将更加相似。这些问题本身就很重要，但也会影响到家庭和伙伴关系的发展。不同的工作环境和不同的职业选择将导致不同的家庭伙伴关系。毫无疑问，在未来情况不明朗的时候，谁最初要扮演何种角色的谈判就会出现。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经合组织中，工作妇女的数量一直在增加。1980年，25～54岁之间的女性在就业或寻求就业的平均比例为54%；到2010年，这一比例已升至71%。尤其让人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有小孩儿的母亲。例如，在1970年的美国，70%有5岁以下儿童的母亲都是在收入群体之外——他们大概就是杰克和吉尔的特殊婚姻模式下追求做全职家庭主妇的人。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已经降到36%。尽管如此，女性依然不成比例地从事着兼职工作（在经合组织中，80%的工作都是由女性兼职完成的），这是因为她们更大程度地参与了维护家庭和养育孩子的工作。所有这些对女性工作模式的改变，都促成了婚姻的深刻转变，以及家庭的运作方式。

虽然在大多数国家，工作妇女的比例有所增加，但在各国之间步调并不统一，而且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如图9.1所示，日本、意大利和韩国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距最大，而挪威和瑞典的差距最小。在你所居住的国家里，人们对传统标准的速度变化的猜想是有趣的。比如，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日本政府就采取了许多计划让女性加入工作群体中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期待国家之间的差距会更小。在这一差距依然存在的国家，女性在如何构建百年生活的问题上仍将选择较少，而她们和伴侣的关系更有可能采用传统的形式。

这些差异的起源是复杂的。有些反映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一些人反映出在家庭福利、税收补贴和对儿童保育的支持方面存在显著的政策差异。另一些则反映的是更为直接的经济现实。当一个家庭中的合作伴侣计划共同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猜测是他们的计划基于两个关键问题：谁来做家务，谁最有可能得到最多的报酬？当然，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他们必须做出重要的短期资源分配决策，而并不真正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许多国家，大部分家庭和养育子女的责任都是由女性完成的。2013年的一项对美国家庭的调查发现，即使父母双方都在工作，女性也会在育儿和家庭活动上花更多的时间。这可能是基于美国的数据，但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即使在双收入家庭中，男性在工作上花的时间更多，女性在家里花的时间更多。研究表明，男性每周都要多花11个小时在有偿工作上，也比女性多4.5个小时的休闲时间，而女性则更多地照顾孩子和做家务。

展望未来，如果国内劳动力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变得更加平等，这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如果他们都在从事高技能、高强度的职业？毫无疑问，如果双方都平等地参与到家庭中，这将给传统角色带来压力。在漫长的一生中，因此导致冲突和重新谈判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吉米的三个半阶段人生中，我们强调了他和他的伴侣如何积极地重新协商他们的家庭角色，这样她就有机会更新技能和开始全职工作。在五阶段人生中，简需要和她的丈夫进行更多的协商，以便家庭工作量更平均地分步，尽管并不是在每个阶段都必须如此。当然，在多个阶段，每个伴侣都可以在承担更多家庭职责的角色中切换。

图9.12014年男性与女性参与率之间的差距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

这就剩下第二个问题了。在一个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传统伴侣关系中，谁最有可能赚得最多？这是一个很难预测的趋势。我们知道，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男女之间的参与率在不断缩小，而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种差距正在接近消失。事实上，在许多职业中，年轻女性在进入工作岗位时所占的比例超过了50%。在一些职业中，比如医学和教育，这一比例超过了50%，而在工程、IT（信息技术）和投资银行等其他行业，这一比例显著下降。因此，对于这群年轻女性（她们和简年龄相仿），这种性别平衡将在她们的工作生涯中持续下去，因此她们将在家中成为同样养家糊口的人。

尽管女性劳动参与率正在赶超男性，与男性的教育和工作差异在缩小，但她们的薪水更低。图9.2显示了美国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时期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我们可以看到：在25～69岁的全职工中，男女（平均）年收入比在1980年是0.56，2010年是0.72，2014年是0.77，差距在逐渐缩小。坏消息是这个差异仍然较大，而且随着职业生涯的展开，差异还将扩大，女性高管比例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2014年，许多大公司约30%的中层管理者由女性担任，而担任高层管理者的女性比例明显减少，在15%左右。

图9.2不同性别收入差异

来源：克劳迪娅·戈尔丁，《如何实现两性平等》，米尔肯研究所评论

随着年轻一代的女性比过去进步更大，情况在发生变化。但是，差距仍然明显。在对芝加哥MBA毕业生的研究中，男性毕业生的平均年薪比女生多1.7万美元。然而，10年后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超过15万美元。研究报告显示，大部分的差距可能与工作时间的差异，进入商学院前的职业中断和就业路径有关。

如果这些都是不同性别收入差异的原因，这是否可以解释戈尔丁所说的“在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男女收入比大幅提高，但近十年收入比几乎没变动”？女性薪资水平还能赶上男性吗？展望未来，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缩小工资差距。现在从事第一份工作，简的性别会被平等对待。后面会继续平等吗？简会不会和2014年的女性一样都觉得很难成为一名高管？国际劳工组织（ILO）在2015年年初发表的报告《妇女和未来的工作》（WomenandtheFutureofWork），预测如果考虑到当前变化率，那么至少需要70年才能实现男女工资平等。那就是2085年，那时候简87岁，已步入耄耋之年，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的事。

◎工作弹性

戈尔丁深入剖析了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的原因，她认为男女工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以来男女从事的不同职业所附加的价值。这里似乎涉及五个关键的维度：一是时间压力，指工作中遭遇严格时间规定；二是工作的结构化程度，更高的结构化程度意味着更少的自主性；三是工作灵活度，越灵活日程安排越自由；四是保持联络，指工作中必须与团队其他成员经常保持联系的要求；五是取代性，是否只有某些人有能力完成任务，别人很难执行。这些都是高薪工作的标志，弹性非常小，目前男性比女性更为合适，尤其相比于有孩子的女性。

例如，与法律相关的职业通常处于这五个维度的极端，从业者时间压力非常大，缺乏自主性，日程安排不灵活，需要经常与团队其他成员联系，可替代性小。

假设简决定从事法律职业。参加最初的法律培训后，如果她有孩子了，或许会想让工作更灵活。当客户需要简时，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她很快会发现自己对于公司的价值开始下降。因为不经常在办公室和同事交流，也不经常在开会等场合和客户互动，简也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无形资产，例如隐性知识，开始被侵蚀。如果简缺席，她会被排除在谈话内容之外。正如戈尔丁所言，那些喜欢工作时间更少、更灵活工作的人如果从事知识密集型的职业（例如法律、咨询、投行等），会备受折磨。

在这一点上，站出来审视戈尔丁的观点和国际劳工组织的预测，是有用的。目前，由于女性需要照顾小孩儿和老人，她们大多选择灵活度高的工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她们经常会中断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展望未来，男性也会做出这些选择吗？如果是这样，那将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

年轻律师简和她的男同事面临怎样的职场选择和取舍？选择不胜枚举，每一个都需要简权衡利弊。如果她想成为一家法律公司的合伙人，她的工作高度结构化，没有什么灵活性，要7天24小时待命，时间压力很大，内容不可预知，自己不能决定工作的地点与时间。简选择了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职业发展会受到重大影响。当然，她会得到一笔高额补贴，也很可能还有一份有趣而有意义的工作。

正如其他的行业，法律有各种各样的职业路径。简可以权衡做出以下决策：第一，离开一家大型法律公司，尽管持续工作很长时间会有加班费，成为公司一名总法律顾问，她的工作更灵活，花费时间更短。第二，从一家大公司跳进小公司，付出的代价也相对较小。我们可以想象，随着虚拟技术的完善和人们接受度的提升，简将能够加入一家虚拟法律公司，在家里办公。她面临的取舍显而易见：由于灵活性和自主性的提高，薪酬将下降，工作或许将少些丰富与激动。

第三，走另一条职业通道，具备更大的时间弹性，更少的客户和联系，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都是戈尔丁所谓的弹性，她的分析表明：在科技工作中更可能找到这些条件。科技工作者的性别工资差距很小，而且不随时间扩大。当然，有趣的是，这些都不是女性所热衷的职业。比如：药学工作者。据戈尔丁的分析显示，目前这是一种高取代度的职业，所以一位药剂师离开，另一位可以轻松取代。当然，他们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律师、咨询师或投资银行家。如果这种替代发生在法律关系中，那么合作伙伴必须向客户说明这种替代性，律师必须紧密合作来证明这种替代性，因此律师可能要付出更多。

戈尔丁的数据发表于2014年。展望未来，有关灵活性和利弊权衡，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在简身上发生大的变化？这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对世界各地灵活工作的态度、采用虚拟技术的速度、工作规范化的程度、高管花时间陪孩子的多少等。

这对男性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知道，当人们选择更灵活的工作时，收入会相应减少，这不仅发生在女性身上。男性往往是在当父亲之后工作时间更长，挣得更多。然而，研究表明，如果男性因为家庭原因减少工作时长，他们的收入会减少，未来职业发展受限，工作弹性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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